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研究——从共享的审美经验到共创的心态秩序

历史上中华民族以礼乐为纲,辅以释道的宗教与哲学,通过官方和民间礼俗活动的互动展演,形成了一套全民共享的礼仪制度及审美经验,潜在地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在这样的过程中保持了中华文明代际相传的稳定性。一方面以“礼制”立等级、修外在礼节,形成了中国人“家国天下”的基本价值观,是一种指向社会秩序的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乐教”和上下、修内在精神,在审美教化中平衡了群体差异和矛盾,暗藏了一套潜在认同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加强了内在心态秩序的建构。在古今共通的礼乐传统、族群共享的审美经验、官民共创的心态秩序中,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及认知系统,达成内部认知系统的一致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加强和传承,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与底层逻辑,也是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与基础。

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纪要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所出战国乐简,是全新的简册类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2023年10月14—15日,“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就这一重要新出文献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就荆州乐简古乐谱性质的判定及其研究方法,荆州乐简与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文明,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以期推动对该批乐简文献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的进程。

追寻理想治道——略论儒家的礼乐刑政观

对儒家而言,以德化民、礼乐教化乃是治国为政、引导人民崇德向善的理想治道,对这一理想治道的追寻和探求,体现了他们始终不渝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情怀。礼乐教化的作用在于能很好地协调和节制人的情感与欲望,构建一种人道且文明的伦理生活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化方式使人民逐渐养成美善之品性与行为,乃至在不知不觉间徙善远罪。当然,他们也并不完全拒绝和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和必要性,即有时需要恰当地运用强制性的刑政手段和措施,来维持一种优良的治理秩序。

宁夏贺兰山乐舞岩画的历史文化解读

宁夏贺兰岩画闻名世界,其丰富的乐舞岩画为音乐史研究者们所罕见,很有音乐史学研究价值。文章作者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其岩画中的音乐做尝试性研究后认为:贺兰山乐舞岩画是史前该地区游牧民族真实生活写照,鲜明的民族个性兼具史前音乐文明的共性特征;它们与中原史前文明联系密切,是多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

中国的“轴心文明”及其突破

基于“轴心期”概念的批评性反思,本文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而不是所谓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礼乐文明,确乎代表了自尧、舜以来某种积古流传之价值体系的制度性显化。西周解体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多重突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汉武帝时代,方始重置了时代思想与西周“轴心文明”的相互关系。经过“后轴心时代”思想与制度之多重突破,儒学终究凸现为古代社会公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轴心文明”价值的坚守者与看护者,也因此而成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与批判者。正是在儒学展开其自身的历史绵延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遂得以清晰显现,并为其筑就了独特的“价值屏障”。

先秦乐论与音乐人类学的不谋而合

中国先秦思想家对音乐和国家礼乐制度的关系做过很多精辟论述。先秦乐论不只是讨论音乐问题而多涉音乐与“礼”、与伦理和国家政体—制度史等问题,因此乐论是先秦思想史和哲学史关注的一个重大主题。先秦乐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暗合了人类文明和世界音乐史溯源的一些经典理论探讨,特别在音乐起源和功能研究方面跟古希腊乐论多有值得比较研究之处。19世纪兴起的人类学和其后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为乐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结合史前学方法,音乐人类学对音乐起源、音乐的符号意义和功能等课题进行了世界性文明的综合探讨,对先秦音乐美学和文化意义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流域、农耕与民间音乐生态文明——流域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武宁打鼓歌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打鼓歌是在长江流域农耕文化浇灌下孕育出的民间薅草锣鼓,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宁打鼓歌是在1774年左右从湖北通山传入,融合当地方言、曲调,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形成具有武宁本土特色的“武宁打鼓歌”。从“流域音乐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武宁打鼓歌在数千年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已成为维系中国农耕社会秩序强有力的文化符号,其声音符号已经建构起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

肇庆八音班考略

和肇庆的历史一样古老的民俗共生的八音班,约产生于清中叶。它综合了众多的民间音乐艺术的精华,虽然它与民间曲艺有些相似的特征,但归入民间器乐乐种更为恰当。自从它产生以来,就与民间节庆风俗、信仰风俗、人生礼俗等民俗活动相随。正是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使它在没有任何外来的经济支持的情况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以唢呐为主奏乐器的吹打音乐体现了它独特的音乐文化价值,围绕民俗为当地人提供的服务中体现了它的社会价值。

儒家乐教与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读后

美属于艺术的范畴 ,善则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人是在由道德而艺术 ,向善致美 ,尽善尽美的过程中成就和谐艺术人生的。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 ,儒家传统中的“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乐教思想 ,对中国全整的艺术精神做出了应有贡献。徐复观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考察中 。

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

文章所论之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 ,是继《碣石调·幽兰》琴谱、具有宫廷雅乐性质的《魏氏乐谱》等 ,从日本“返输”回来之后的又一份流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音乐乐谱。与前两种乐谱不一样的是 ,本文这里论及的这些乐谱及作品 ,同我国的明清俗曲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可以说 ,完全是属于民间音乐性质的俗曲乐谱及作品。它为佐证今天我国传统音乐中的许多作品 ,特别是民间音乐中的作品即为明清时代流传广泛的俗曲 ,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依据。对我国有声音乐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曲谱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

“西方音乐史”与“欧洲音乐史”--试论“音乐作品”与当下汉语语境中的音乐史学研究

“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来自现代西方人文学术语境,主要以欧洲文明中的音乐为研究对象。移植到现代汉语语境之后,产生了“西方音乐史”这一学术领域。音乐作品与文本(手抄、印刷)的结合,使得文本研究与细读长期以来成为音乐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其中纳入了音乐形态分析的手段)。“作品”的文化机制,既是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音乐生活的基础,亦是这一学科的核心观念。20世纪,随着近代欧洲文明的衰落(实质是资产阶级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力的丧失),“作品式”音乐成了某种象牙塔式的夕阳艺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实际影响逐渐式微。20世纪晚期以降,历史学传统的人文学科特色愈来愈受到社会科学方法的刷新,而音乐人类学的勃兴则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音乐学的视域,“作品”机制开始被音乐史研究者所扬弃。对于当下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者而言,基于本位意识对于“音乐作品”与“西方音乐史”学科关系的反思,可能会对这一专业未来在汉语语境中的发展提供一点借鉴。

论中华“诗乐传统”

诗与乐的配合方式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国诗歌史的演进,诗乐"和"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道德理念,以及中国人完成德性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标准。中华文明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即"诗乐传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中华诗乐传统的理论基石;"声""音""乐"三分理论是中华诗乐传统形成的基点;"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华诗乐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诗乐传统所蕴含的"中和"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文明的差异——中国音乐史中的地域性问题

从文明及文化的差异性的观点出发 ,论及中国音乐史应注重地域性音乐文化的研究 。

宋代中原市民音乐活动概观

市民音乐的繁荣是宋代音乐文化的重要特征,由此,宋代成为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转型期。市民音乐以世俗化、平民化的独特个性在各个社会阶层的音乐活动中得到繁荣发展,瓦子勾栏音乐、茶坊酒肆音乐、节庆音乐活动等音乐形式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些特点。

《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论庄子对先秦礼乐文明的突破——以“心斋”为中心的讨论

先秦传统礼典中的斋戒是在祭祀以前十天的时间,通过散斋与致斋两个阶段,采取禁酒禁荤等形式达到身体的净化与精神的集中,为的是与神灵相沟通。庄子的"心斋"则全然摆脱了时间、地点、形式的束缚,强调用"气"的作用与对"心"的调整,达到与气化宇宙的统一。这与儒家对传统祭祀的新诠有异有同,但都共同体现了"轴心突破"的中国特征,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科学:伦理道德研究的新思路

任何社会伦理道德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它们需要有其他文化因素的支持。如果我们弄清楚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与其他文化因素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刻理解它们产生的原因,而且可以对症下药改善当前的社会道德状况。我国古代国家产生的途径、以家族为本位的政权结构、古代社会的经济状况、社会分工、功利主义下的社会竞争、立法、宗教信仰是影响道德的主要因素,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道德的科学,通过改变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促进良好社会道德的形成。

阿炳作为中国传统音乐家代表在高校中的消解与重建的思考

就目前高校的现状来讲,刘天华在音乐学院是在位的,而阿炳缺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音乐家是缺位的。中国传统音乐家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结构不同于西方的标准,但两者是平等的。可以说,有了新的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理论的参照,就有了中国传统音乐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一方面要树立自信,更需要文化自觉。尽管高校音乐教育制度改革创新之路充满艰辛,但我们坚信新的文明历史将决定中国音乐教育的未来。

甲骨文中的乐舞补说

商代社会生活中,音乐歌舞甚盛,内容题材脱胎于人们在生产实践、生活追求、英雄崇拜、民俗风情、战争场面或宗教信仰等生存活动中感情的表露。甲骨文中有不同的祭歌名,有各类武舞或文舞名,还有来自他方的散乐及夷乐。殷商王朝礼乐文化具有广容性的特色,并非是绝然排他的。乐舞在殷商贵族社会生活中十分兴盛,统治者礼乐序政,不同的乐舞用于不同的场合,要以体现威仪、谐和上下、养尊处优为其要质。甲骨文中众多的祭歌名,不同形式的舞蹈,品类齐备的乐器,以及乐师多万和众多舞臣的专事分工,正反映了商代音乐、歌舞与器乐的发达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