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晚清小说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思考

在晚清文化语境中,“文明”一词被赋予“进步”之义,主要指向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以“文明”为关键词,从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主题旨意三个层面,分析《文明小史》《新石头记》《黄绣球》等晚清小说中的文明话语,探讨晚清作家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展现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探索世界文明新秩序。研究发现:作品主要塑造官员、维新人士、留学生等人物形象,赋予人名以丰富的隐喻含义;以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对未来国家展开文明想象,表达重返世界文明中心的美好愿望。

生态环境标准“入法”反思——基于71例生态环境损害判例的实证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标准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之“国家规定”,用于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审理,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标准均有适用,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在违反生态环境标准的同时,需要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才会被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生态环境标准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产生多重影响,为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卢曼的系统沟通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71例生态环境损害判例,阐释由生态环境标准引起的各个系统间的互动过程,发挥法律系统相较于其他社会子系统“观察之观察”的优势。目前,生态环境标准“入法”存在生态环境标准适用的矛盾与空白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足或过度赔偿,欠缺环境公共利益与其他公共利益综合考量,过于依赖虚拟治理成本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明确划定纳入“国家规定”之生态环境标准的边界及其划分标准,以确保标准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完善程序和实体规则,在生态环境标准的司法适用中促进“事实”与价值的有机融合,平衡多种价值冲突;改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及其司法适用的方法和流程,同时适时更新质量较高的生态环境标准及司法解释。

何谓“公民复兴运动中的最后一幕”?——论波考克的公民共和主义与美国政治秩序的关系

本文讨论了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及其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关系。结合阐释这一概念所需的思想史框架,指出波考克将美国革命称为“公民复兴运动的最后一幕”的原因;并且,通过对比波考克和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解释,文章呈现了波考克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如何落实为一套秩序形式,以及这种秩序与美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文章对波考克的写作“语境”进行了反思,提示在生存论的意义上理解“共和”概念,从不断生成社会运动的角度判断政治秩序的成立,可能是波考克构建思想史和判断具体问题的条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研究——从共享的审美经验到共创的心态秩序

历史上中华民族以礼乐为纲,辅以释道的宗教与哲学,通过官方和民间礼俗活动的互动展演,形成了一套全民共享的礼仪制度及审美经验,潜在地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在这样的过程中保持了中华文明代际相传的稳定性。一方面以“礼制”立等级、修外在礼节,形成了中国人“家国天下”的基本价值观,是一种指向社会秩序的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乐教”和上下、修内在精神,在审美教化中平衡了群体差异和矛盾,暗藏了一套潜在认同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加强了内在心态秩序的建构。在古今共通的礼乐传统、族群共享的审美经验、官民共创的心态秩序中,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及认知系统,达成内部认知系统的一致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加强和传承,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与底层逻辑,也是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与基础。

激励失灵:基层公务员晋升的现实逻辑及其后果——基于中部A省某区直单位“关系消解激励”的观察

自上而下为调动基层公务员积极性,做了很多正向激励的努力,如职级并行、考核奖励、“制造流动”等等,但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基层公务员存在激励困境,本文旨在探讨该困境生成的内在机理。基于中部A省某区直单位为期6年的观察发现,首先,体制内激励基层公务员的办法通常有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以及晋升激励。这三种奖励办法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以晋升为奖励手段的内核激励,以及以物质和精神奖励为手段的边缘奖励。其次,由于奖励资源的稀缺性,实施奖励就必须具有程序上的公平依据,因此,考核是实施激励的重要补充。但吊诡的是,现实中考核往往并不是激励的依据,而是相反。再次,实施内核激励的真实依据是由基层公务员在体制内外关系资源的强弱建构的隐性晋升秩序,而边缘奖励则对该秩序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作为一种平衡。因此基层普遍存在年度优秀公务员和晋升者不一致,以及晋升者的领导评价和同事风评不一致的现象。最后,隐形晋升秩序让内核激励和边缘激励效果出现了双降,本文将其总结为“关系消解激励”,并且当前的分配型体制正在强化县域的关系属性。

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是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虚假诉讼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危害司法公正并侵害他人权益。对民事虚假诉讼进行检察监督,具有维护司法正义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意义。在探讨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加强民事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改进司法实践、提高司法公信力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检视及优化路径

完善的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法律责任条款后,刑法与该法的衔接产生了问题,尤其是在规制非法向境外提供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和防范外来物种方面存在疏漏,已有罪名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调整范围重合、违法与犯罪边界模糊等问题。通过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对当前刑事立法及司法适用情况进行分析。在立法层面,激活附属刑法立法模式能从根源上解决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困境,短期内可通过修订罪名规定、增设入罪情形等方式合理调整刑法保护范围;在司法层面,调整司法解释对非法狩猎罪等罪名的入罪标准,同时优化现有定罪机制能实现刑事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责令退赔程序的功能定位及其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刑法》第64条规定的责令退赔措施是一种强制犯罪行为人退还违法所得并退赔被害人的、带有刑事性的实体处置措施,而非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民事救济措施。相应地,责令退赔程序是一种基于检察机关的申请启动的、旨在剥夺犯罪行为人违法所得的刑事性诉讼程序,而不是一种旨在对被害人财产损失进行救济的民事性诉讼程序。基于这种功能定位,责令退赔程序只在犯罪行为人之违法所得就是被害人之损失的范围内排斥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在被害人的损失并非犯罪行为人的违法所得、还有其他人就被害人损失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法院判决因证据原因未认定被害人损失属于违法所得时,被害人均可提起民事诉讼,但应当处理好责令退赔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爬梳剔抉:在历史的缝隙中拾荒成金——读王子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

做中国上古史的性别研究,王子今是先行者。他的功夫主要用在史料发掘,于“性别”名下将散失各处的资料汇聚一处,在细腻的考据中甄别其“然”,而对其“所以然”则保持审慎的缄默。《古史性别研究丛稿》中有迹可循的资料大多有关秦汉时期,在“性”之“别”的道理中让我们品味到天下一统的文明底蕴。以王子今此书所作的文献考据和相关研究为引线,并借助考古发现和各类史料分析,可以探寻华夏古地性别制度的地缘特征,看它是怎样开始并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交易习惯的具体认定与细化适用——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条为中心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条就交易习惯的认定及举证责任问题作出规定,既保持了法律适用上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内容作了调整,以更加符合审判实践的需要。就交易习惯的具体适用,需要厘清该条与《民法典》第10条关于法源意义上的习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适用效力而言,既要依据《民法典》的具体规定来确定其是否优先适用的问题,又要按照体系化适用的方法把握好一般规定意义上的交易习惯与特别规定意义上的交易习惯的关系。对于交易习惯的举证责任与法源意义上的习惯有大同但存小异,在适用时也要对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进行审查。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的法功能预期及司法实现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以“家庭”为主体,明确了婚姻家庭“全方位人格”的公序良俗边界,补强了婚姻家庭法入典后的社会化表达。其可作为裁判依据和说理依据,借由司法审判的过程发挥倡导性规范的教化作用。援引优良家风条款审结的案件涵盖了正向解读和逆向解读,能够制衡婚姻家庭关系的财产法化倾向,较少出现司法裁判的异化。然而,优良家风条款的司法适用也存在泛化援引和说理不足等问题。司法机关需要明确不同情形下优良家风条款的援引规则,充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释法说理,并在此过程中平衡婚姻家庭秩序与个人权利保障,把握心证过程的扩张与谦抑,以此实现优良家风条款德法相融的法功能预期。

执行中调查令现状及改进——兼评《民事强制执行法》第52条

律师调查令在我国强制执行阶段的适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司法实践,经过多年的探索,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有效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查询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方面取得大量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在执行阶段规范律师调查令适用也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隐私。然而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部分省市通过实施办法等地方性规定对律师调查令制度适用予以规制。《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52条规定:对人民法院无法通过网络查询获得,申请执行人认为确有必要了解的财产信息,可以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

论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的同一关系

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之关系,是正当防卫教义学中的重要问题。关于此,有区分论和同一论两种见解。区分论难以成立,“立法修订情况不同”“刑法和民法的属性差异”“刑民正当防卫的任务有别”皆非区分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的理由。与此不同,同一论既和法秩序统一原则和正当防卫法理基础相适契,又具有明晰正当防卫图像、便利正当防卫行使的刑事政策效果,是刑民正当防卫关系的妥当解。《刑法》第20条和《民法典》第181条关于防卫限度的不同规定并非反对同一论的理由:“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和“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所确立的防卫限度是相同的,皆为“超过必要限度”,两条款的不同点,即“明显”和“重大”,则是由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差别所致。总之,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是同一关系,两者的法理基础和构成要件皆相同。

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四重超越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鲜明特质,这种现代化的基本设置及其运作诉求,在于最大限度地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盘剥自然、贫富分化、扩张攫取以及文明冲突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现代性后果。依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实现了四重超越:一是扬弃“掠夺生态”“控制自然”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在”的生态文明类型超越;二是扬弃“剥削劳动”“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社会制度形态超越;三是扬弃“暴力掠夺”“霸权崛起”的资本主义对外扩张逻辑,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多赢共赢”的全球化格局超越;四是扬弃“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资本主义社会丛林法则,实现人类社会“天下为公”“命运与共”的文化理念超越。

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

中国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系列倡议,意味着中国的角色从“国家”转变为“全球”,那么“谁是中国”这个根本性问题就需要得到回答。历史政治学有助于解释中国身份问题。比较文明发现,作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最高政治目标是“人”,在起点性结构上是形成于轴心文明时期的天下主义大一统对“万邦”的伦理论,在过程性结构上是“华夏”对“四夷”的以文化人而化成天下,在结果性结构上追求治平论。与此相对,西方国际观虽然有希腊-罗马的历史背景,但其城邦国家-帝国-神权政体-封建政体-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的多重巨变,决定了其国际观主要形成于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民族论是其起点性结构,在对外关系中信奉实力政治,结果性结构必然是帝国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避免不了两种文明观之间的纠缠,文明之间不存在替代论,但中国天下观应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活力。

多种声音,共同世界:“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传播秩序重构

三次全球化浪潮下的国际传播秩序变迁,以及历史上另类传播系统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失败,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媒介资源的集中垄断权和传播网络的纵向控制权是欧美国家主导国际传播秩序霸权的主要抓手,重构国际传播秩序需要依托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外部环境,在意识形态共识、信息主权掌握和传播网络互动等三个方面协同发力。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在突破依附体系结构的同时,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解构国际传播旧秩序中长久霸占文化领导权地位的西式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文明等级观的强有力的话语实践;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行动实效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拓展再度凝聚并彰显了发展中国家在重构国际传播秩序时的能动性与团结性。这样的历史机遇要求国际传播思维应当发生从重视“一个世界”到重视“共同世界”的转向,以促进信息流动在国际传播中的平等均衡,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

民法中的自助行为及其限度——兼及不当自主行为所致民刑交叉问题

为助推《民法典》新增的自助行为的适用,亟须从解释论探讨,并考察其实践适用。自助行为本质为私力救济,为保护情况紧迫而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的请求权而设,蕴含着民刑交叉属性。作为公力救济的例外,它仅能在特定情形下行使,以“拥有合法请求权”为前提,需满足“情况紧迫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以及“不实施自助行为将使权益损害难以弥补”的要件。至于自助行为应限于合理范围以及事后及时请求公力救济,则非该制度的构成要件,而是行为界限问题。自助行为既可针对相对人的财产,在特定情形下,亦可将《民法典》第1177条第1款中的“等合理措施”解释为可对相对人自由适当限制,但应契合“必要性”要求,并立即诉请公力救济。行为契合自助行为构造者,可阻却侵权违法,亦不会涉及刑事犯罪,而是出罪事由;反之,不当造成他人损害者,对相对人之损害仍应负赔偿责任,严重者,可能涉及向刑事犯罪的转化。对因自助行为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应依循法秩序统一原理,严格控制入罪门槛,坚持先民后刑程序,正确界定罪与非罪。

死者名誉的刑法保护——以《民法典》第994条为切入点

近年来,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刑法是否应当保护死者名誉引起关注。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因此,通过刑法对死者名誉加以保护具有正当性。与此同时,通过刑法保护死者名誉在个人、社会和规范层面具有必要性,具体体现为彰显死者的生命价值,回应大众的合理诉求,以及顺应规范的演进趋势。然而,对侮辱、诽谤罪进行法教义学分析可知,相关罪状中的“他人”在规范意义上不包括死者,亦不存在解释的空间。对此,应当通过新增条款的方式对死者名誉进行刑法保护。这种方案不但更具可行性,而且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刑法现有罪名相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