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规制——以涉外知识产权诉讼为切入点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应予以规制。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司法机关可通过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快速审理对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予以训诫,甚至可以在管辖权异议未决时通过实体审理等方式遏制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建议《民事诉讼法》明确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依法应予以惩罚;同时规定受诉法院在案件管辖权异议争议未决的情形下,对是否继续进行实体审理享有自由裁量权。

我国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重构

禁令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衡平法上的一种救济方式,其功能在于弥补普通法救济之不能,具有事前防卫侵害发生或侵害后果扩大的特点。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已初步建立禁令制度,但在理论基础、具体程序、司法实务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在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对禁令制度的功能、地位和程序作出规定,加强该制度与民事保全制度、调解和解机制、执行程序的衔接。

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管辖的专门性规范,司法实践在适用既有国内及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应适用的管辖规范。尽管近期司法实践围绕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创设了“适当联系”“更密切联系”等管辖标准,但是这种由下而上的规则形成方法并不利于形成对法律的稳定预期。应构建跨境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国际司法管辖的一般规则,具体解决专属管辖、特殊地域管辖、合并管辖、临时措施管辖以及国际诉讼竞合管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纠纷的特殊因素只要纳入上述分析框架就可以得出清晰的管辖结论。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指的是当法官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时,运用法律解释、类推等技术行使剩余立法权解决纠纷的活动。立法权可分为初始立法权和剩余立法权。由于人类理性的界限,法律注定是不完备的。因此,法院在实际中享有一定的剩余立法权。从技术上看,知识产权法中存在的开放性概念、兜底条款、模糊冲突的条款,以及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国际背景和法官处理案件的逻辑等,都决定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绝大多数法官判案时考虑的不是"劳动自然权利观"等普遍命题,而是解决纠纷。由于受限于诸多的外部和内部约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宁愿选择不自由裁量。尽管法律文本的开放性允许法官超越法律文本而自由裁量,但法官并不肆意而为,而是实际受限于立法者的各种意图。法官自由裁量的界限是,当他补充法律条文内涵时所依据的理论,必须源于知识产权法律文本的总体精神和司法政策,而不能在知识产权框架之外寻求渊源。

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研究——21世纪知识产权研究若干问题

进入 2 1世纪 ,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具有若干基本问题和新的问题需要探索。诸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本质 ,民三庭可否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刑事案件 ,以及知识产权理论界产生的诸多歧异认识 ,都有逐一加以讨论的必要。结合中外民法、民诉法原理 ,于此进行研究 ,对新世纪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

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的理性分析与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始终是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即便最高人民法院已推行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改革多年,对于该问题仍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解决方案。究其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公私复合的权利属性,以及知识产权部门法和刑法的竞合规定,造成了无论是采取“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的审判模式,都存在相应弊端,这两种模式对公正审判和效率提升均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把握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的精神,探索一种“民刑并举”的全新模式。在准确把握民刑交叉案件“同一事实”界定标准的情况下,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类型化适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审判模式,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并允许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程序中附带处理民事赔偿争议事项。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产权的跨境流通,也导致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越发复杂与频发。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经常会产生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要妥善解决争议,特别是促进判决在相应国家的承认与执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但国际协同治理的进路艰难,且存在诸多困境。我国应该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国际协同治理的路径,寻求加入国际主流规则体系实现自身诉求,适当转变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互惠原则弥补条约层面的缺失,开展多层次的国际合作,探索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引领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

知识产权案件刑事附带民事程序研究

由于《刑事诉讼法》第101条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规定不尽相同,有关能否对知识产权案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等问题具有一定争议。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制度改革,体现了“程序集约化”这一重要的程序转型方向。传统的“先刑后民”审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面对民刑冲突判决的产生、司法资源的浪费、司法效率的降低等问题,确立知识产权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民法典》“通知-删除”规则下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纠纷减责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电商行业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相关法律纠纷的不断增多,如何降低知识产权侵权担责风险成为电商平台关注的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承担的规定,在“通知-删除”规则上,出现了用词模糊、易遭滥用、电商平台缺乏审查能力和资格等问题,使得电商平台对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的探求陷入困境。为此,电商平台可尝试以平台自治下主动审查为核心构建减责机制,此举既合理可行,又能给电商平台带来更加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

从可望走向可及:知识产权互联网仲裁的机制优势、现实阻碍与因应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也相应呈现出“数字化”特点。近年来知识产权纠纷已呈现出线上化、跨地域、类型新、争议标的额相对较小但案件趋于复杂、当事人寻求更快速解纷、类案增多等新特点,构建知识产权互联网仲裁机制能较好满足争议解决需要,发挥机制优势与效能。现阶段,知识产权纠纷适用互联网仲裁机制仍面临诸多现实难题,使知识产权互联网仲裁机制从可望走向可及的首要要求即应当根据纠纷特点“量体裁衣”设计仲裁程序。仲裁规则是程序适用的逻辑起点和依据,亟需从适用案件范围、仲裁庭组成、程序期限等方面建构优先于一般互联网仲裁规则的专门仲裁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