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自2001年《婚姻法》颁布以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效果不佳,法院支持受害人的判决比例较低。《民法典》的横空出世,也开启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新纪元。通过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找出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更好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认可。

论环境公害的民事救济——以民事诉讼制度为视角

我国虽然制定了十几部环境法律法规,但环境程序法的研究和立法仍显滞后,导致环境实体法无法得到有效执行。本文针对我国传统环境诉讼与环境保护现实需求和理论研究极不协调的现状,从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的角度,提出应当建立环境公害民事救济制度。具体化为通过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对我国的环境公害诉讼的发展提供一种研究进路。

国际视角下我国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对于驰名商标的保护以是否注册为标准,实行有差别的保护,与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程度相比,我国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体现出明显的弱保护色彩。这不仅与国际条约的当前保护水准不符,也导致了未注册驰名商标在实际保护中所面临的瓶颈与窘境。商标权保护的地域性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频频遭遇挑战,在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上,适时突破商标权的地域性限制,需要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重新进行考量,对未注册驰名商标进行有条件的跨类保护,完善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民事救济制度,进一步构建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的体系化立法。

夫妻侵权之责任研究

夫妻侵权,是指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实施了危害配偶另一方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过错行为,并使对方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方面遭受到直接损害的一种侵权行为。鉴于已具备构建夫妻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的基础,立法上应该通过完善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明确配偶权,确立夫妻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构建夫妻侵权民事救济制度。这对完善婚姻立法,减少家庭暴力等婚姻关系内部的侵权行为,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药品不良反应民事责任和救济制度

药品不良反应主要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的情况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药品发生了不良反应 ,应由有过错行为的生产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在各方都无过错时 。

行政合同法律救济及对优益权的法律规制

行政合同,就是带有行政性质的合同。行政主体为了完成其所肩负的行政任务,以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身份,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或与另一个行政主体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合意。在实践中,对行政合同的救济出现了尴尬局面,原因在于行政合同的优益权,如何良好规制,即限制优益权使用条件,规范其行使程序,形势紧迫。

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

现代化通信工具在带给人们无限便利的同时,也为侵权者的侵权带来了效率。但面对以损害波及面大、个体侵权数额小、侵权主体隐蔽为特点的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颇感力不从心。美国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产生的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历经几十年的审判实践验证具有极为显著的制度优势。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可以填补侵权行为造成的一般侵权责任无法填补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而且能够激励受害人积极主张权利,并且以最小的成本遏制恶性的侵权行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需要设立开放性和指导性的一般条款,明确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的认定标准,并应赋予现代化通信工具运营商不真正连带责任。

论我国民事诉讼复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诉讼复议制度与上诉制度、再审制度等共同构成了我国民事诉讼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加强相对人对法院的制约与监督、降低诉讼成本、提高法院办案质量以及维护民事诉讼法律权威和强化诉讼程序意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对该制度的设立还不够完善,使其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进而立法宗旨也得不到全面实现,应对民事诉讼复议制度予以完善。

环境侵权救济诉讼的内在机理与绩效考察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是环境侵权救济的一系列方式、程序和规则的总称。我国当下没有专门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环境侵权救济是通过对传统民事侵权救济机制的拓展适用来实现的,其中诉讼机制是现行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民认知视角考察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的绩效,是机制有效运行的内在诉求。从实证角度分析,当公民自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时,普遍认为现行环境侵权救济诉讼机制在实体制度、程序制度以及责任制度上均存在不少法律难题,因而不会首选诉讼机制。这为更新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提出了迫切需求。

民事纠纷公正和解的制度基础

民事纠纷和解机制的内涵是契约精神,其价值体现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精神自由的社会实践中。现代社会的和谐良性秩序首先是以保证权利为核心的法治秩序,即法律治理下形成的秩序。民事纠纷和解的实践表明了在正式民事权利生成的正式法律制度缺失的状态下,民事纠纷和解主要依赖于民事主体间的道德情感和他们依凭的自然社会系统的制约作用。民事纠纷公正和解的实践绩效的制度基础,依赖于正式法律制度构建的民事权利保障及其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度保障。国家应重视公民权利的制度供给,为民事纠纷公正和解机制实效性奠定制度基础。

司法的功能与反家庭暴力立法——以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为视角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癌症"。推动家庭暴力防治专门立法、发挥司法资源的功用、全面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文章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指出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现实路径。

能动司法与民事执行救助

能动司法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否则就可能偏离法治的正道。民事执行救助是人民法院践行能动司法理念的重要制度创新,具有宪法依据与政策基础,符合执行权的主动属性,对解决执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构建民事执行救助制度,需要规范救助基金的来源与管理,明确执行救助的范围与对象、发放标准及发放程序,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科学定位与制度设计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话题,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引发热议。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对于解决我国当前民事执行领域所存问题的优越性。但是民事执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解决民事执行中的问题并不是单单建立一个检察监督就能解决的。正确的思路是:首先科学厘清检察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法院监督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遵循依法监督、有限监督、不替代执行和效率的原则,对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适用范围、启动模式和具体监督方式等进行制度设计。

论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对诚实信用原则之救济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活动中基本的准则及道德要求。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恪守诺言，诚实不欺。该原则确立了民事主体的行为规则，平衡了多方利益关系，并具有对法律进行修正、弥补的功能，兼具有道德性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双重特点。在司法实践中，该原则可通过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予以救济。

从法制统一到权利救济:当代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功能变迁

从法制统一到权利救济,是当代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功能变迁的基本线索。社会转型期凸显的权利救济需求、中国特色的检法关系模式、党政主导的政治统合方式等结构性因素,共同导致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功能定位的调整和变化。由于结构性因素在短期内并不具备彻底重构的条件,权利救济的制度功能将在可预见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延续,应当着眼于权利救济的现实需要,从组织、能力和程序等多个方面改革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运行机制。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是实现权利的本质内涵的需要,是满足国家正当性存在并实现其价值的需要,是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的需要。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需要在宪法中增加规定权利救济请求权,将其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健全有关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普通法律体系,全面落实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在宪法中增加对私人间普通法律未提供救济的公民基本权利纠纷的救济规定;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应有作用;在宪法中确立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的界限和原则,以此来减少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存在的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可能性。

论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民事案件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执行人救济制度的不完善。以"高效、公正、合理"为原则,建立科学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对解决民事执行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试议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是人民法院按照执行根据,运用国家强制力,依照法定程序,迫使被申请执行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定权利的一种司法制度。结合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较为完备的执行救济制度,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1.建立专门的执行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的执行权;2.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3.建立第三人异议之诉;4.建立执行救济的监督程序;5.建立执行救济的复议程序和上诉程序。

法、德两国民事执行救济体系之比较

法、德两国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均已形成完整的民事执行救济体系。从执行救济的功能、层次以及立法技术等层面来看,两国民事执行救济体系存在不少类似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差异当前,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在体系结构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缺陷,法、德两国在民事执行救济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无疑值得借鉴。

中日公务员行政惩戒法律救济制度的比较

公务员惩戒制度是通过惩罚公务员的失职行为而对该公务员及其他公务员予以警戒的制度。该制度对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防止公务员滥用权力和违法乱纪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如果惩戒不当,对公务员合法权益将造成莫大的损害。"有损害就有救济",纵观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权益救济制度,大体上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并轨"的救济模式,如美国、日本等;另一种是以行政救济作为单一的救济模式,如我国现在所实行的公务员申诉与控告的行政救济制度。本文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公务员行政惩戒救济制度,以"扬弃"的移植理念,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行政惩戒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