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视阈下的生态文明法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关系在新高度上的辩证统一关系,让人类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生态文明”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写进了宪法,标志着“生态法治”成为我国法治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生态法治”已经成为我国法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升级进步。它把此前“保护环境”的制度规范上升到“法理价值”的哲学层面,从而将对我国整个法律体系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从法理学的角度阐释“生态法治”,可以丰富我国法学理论的内容,还能为“生态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当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在实践中,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主体法治意识不足和监督体系不完善等现实挑战。我国应该通过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治立法、强化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力度、增强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相关主体的法治意识和完善农村生态文明法律监督体系等措施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中华法治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内在逻辑:以制度演进与法典沿革为中心

中华法治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探索自我治理的经验与智慧的理性沉淀。中国古代制度演进与法典沿革的轨迹表征着中华法治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法治文明连续演进的历程展现了法制发展在因袭传统基础上兴革损益的进取精神,展现了各民族法律制度、法典体系与法治观念不断融合的大一统传统,展现了法制发展过程中开放包容接纳域外法治文化、兼收并蓄吸收多元宗教文化、开放平等对待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展现了法制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天与人和谐、人与人和睦、国与国和平的秩序理念,从而进一步表征了中华法治文明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与之具有一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必将站在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持续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罗马法复兴与近代欧洲法治文明

罗马法复兴运动是欧洲法律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反映了欧洲法治文明近代化的过程。这一运动起于中世纪意大利的各自治城市,前后有帕维亚、拉文纳、博洛尼亚等地的法学家的持续推动和助力。而罗马法研究之所以能在欧洲蔚然成风,是因为罗马法是当时的政教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亦是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欧洲共同法的罗马法,一举奠定了中世纪欧洲多元一体的科学法律秩序,其后期兴起的法律民族主义思想也促进了欧洲民族法的编撰和研究,此外,罗马法中蕴含的自然法观、权利观、正义观、理性观等经进一步发展,成为了近代欧洲法治的核心内容。

“避风港”规则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避风港”规则是判定网络侵权责任的重要规则之一,在互联网发展早期较好地平衡了权利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但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避风港”规则在新技术环境下面临着一系列实践困境:网络内容分享平台驶入“避风港”的条件不明确,对特定侵权内容的通知处置难以遏制重复侵权,公法审查义务可能会架空“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摆脱这些困境,就应该在《民法典》解释论框架下,合理划定新技术环境下平台应尽的注意义务,适当扩展解释“必要措施”以遏制重复侵权,澄清私法注意义务与公法审查义务的关系。

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则衔接的示范法路径:以合同法为例

从粤港澳大湾区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构建统一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民商事法律制度及规则的衔接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必然趋势。在践行法律衔接的过程中,除了灵活使用冲突法规则、加强跨境司法合作等方式外,通过起草示范法来推进不同法域间民商事规则的趋同对国家区域法治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本文以合同法领域为例,通过梳理、比较及归纳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中的“同类项”,探索通过示范法路径实现琴澳民商事规则衔接的可能性。

论《民法典》信用条款的适用规则

《民法典》将信用的保护纳入人格权编。司法实践中,法院处理信用纠纷仍存在案由多样、适用主体不明、负担义务不清、赔偿范围不一等问题,理论上需要进一步从《民法典》信用条款出发,阐释信用的核心内涵、法律特性、权益属性以及保护方式等,并进一步细化《民法典》信用条款的适用规则,包括区分侵害信用的名誉侵权行为和信息侵权行为,明确信用信息条款的适用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对于敏感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处理者课加处理时的“特定目的+单独同意”义务,侵害信用的赔偿范围限于直接经济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

数字时代图书馆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五维审思

图书馆是文化资源的储存库和提取库,担负着凝聚民族亲和力与团结力的历史使命。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法》及其相关法律为数字化法治化图书馆的设立、运行及服务等提供了规范依据,呈现出布局时空、内驱外引、业态迭新、为民服务的发展优势。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大力推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化发展,加快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图书馆所蕴含的文化、教育、开放、共享等价值理念成为人民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精神品格,有助于保障人民公共利益权利,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资源获取的美好期待,有助于团结全体人民智慧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

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与法律对策研究

遗产管理人是《民法典》规定的新制度,民政部门作为兜底主体担任遗产管理人是我国法律制度上的一项创新。自《民法典》实施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做法与经验,但由于缺乏配套性、操作性、实施性的具体规定,导致民政部门工作中产生许多困惑与问题,影响民政部门遗产管理职能的发挥与落地。应当通过制定立法解释,完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从源头上解决裁判依据问题,进一步明确民政部门在遗产管理实务中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诉讼主体地位,细化指定遗产管理人确认和启动程序在内的各项具体规则,制定遗产管理人工作操作指引,明确承担遗产管理职能的内设机构、职责、人员、编制和经费,并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步伐,使这一新制度能够落地落实,实现《民法典》的立法宗旨。

民事诉讼现代化标准判识

民事诉讼现代化是我国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性命题。民事诉讼现代化首先需要解决其现代化的标准为何。否则,民事诉讼现代化的推进就没有方向。民事诉讼现代化的基本标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民事诉讼与现代社会的契合;二是民事诉讼与民事权利及体系发展的契合;三是强化民事诉讼的程序保障;四是实现民事诉讼的体系化;五是民事诉讼的科技化。民事诉讼的现代化应当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和推进。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是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地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实现中国式民事诉讼的现代化。

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意蕴及其构建逻辑

多样性是文明的基本特征,法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基本特征,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亦体现着这一特征。在中国场域下创造的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其构建了原创性的法治话语体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推动了中华法制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打破了法治文明形态的西方固有印象,让人们从固化的西方法治想象中脱离出来,从而聚焦于自主性的法治发展道路。这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区别于其他法治文明的特性,丰富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多样性。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凝练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的阶段性经验有其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契机与路径

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既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实现5000年连续发展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体。中华法系是世界公认的五大法系之一,是法治文明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中华法系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和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要素化复兴是新时代中华法系复兴嬗变的方向,中华法系孕育了良法善治的多维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肇始于中华法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新时代的新中华法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具有强大韧性和适应性。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关键是破除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既不能用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来套解中国式现代化,也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来束缚今天的现代化实践,要努力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路径是:强化当代人复兴中华法系的文化使命与担当,建构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进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是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将生态环境保护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生态环境保护在整体上处于优先经济发展的地位,而是为了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所存在的短板。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逻辑主线,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中,它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各个部分融贯成一个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不仅从各个方面全面论述和揭示了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深刻道理,而且为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完备的方法论指导和保障,引领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快更好地开展。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原因与破解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但是也存在几个突出问题:深层次的体制障碍有待改革、法治体系的全面建构有待进一步完善、制度的系统完整性还不够严密、环境管理的人治痕迹仍然比较明显等。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性、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的有限性、“三期叠加”阶段的复杂性、国际环境治理的逼迫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抓住始终保持制度体系建设的战略主动性、大力推进完善的生态法治体系、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等基本维度。

民事裁判文书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基于天津法院2759份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是司法裁判引领公序良俗价值的应有之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说理中呈现政策导向性强、重点适用案由突出、援引方式多样化、功能定位差异化的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裁判文书,能起到践行法治精神、强化释法说理、增强社会认同、补强规则缺位的作用。但规范的缺失导致出现融入表面化、功能定位不清、取代法律论证、削弱释法说理的问题。为此,要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源地位,以是否入法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阶理由的地位,减少价值权衡。增强法律适用和自由裁量部分的说理,采取多元论证方式进行充分说理。把握适用的次序性和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案件的特点。

新修订《畜牧法》助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对优质、安全畜牧产品持续增长需求的关键手段。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运用法治力量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有效途径。该文在对新修订《畜牧法》制度创新与亮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动物疫病、养殖环保、资源短缺、贸易保护主义4个方面对阻碍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加快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4条政策路径,包括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与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助力畜牧业绿色发展、完善畜产品市场持续稳定供给保障政策、提升双循环格局下畜产品国际竞争力。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基本逻辑、运行样态与法治进路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特色制度创新,不仅是优化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的战略部署,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实践范例。对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逻辑论证和运行观察,发现:作为生态环境源头预防的基本性制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根植于空间转向理论,蕴含着深厚的空间治理逻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实现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法治化是其制度发展的应然理路;法制供给滞后、法律内容残缺、配套机制缺失是掣肘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战略实施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因。因此,提出要在明确立法策略的基础之上,按照内外在机理构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法治体系。

论司法文明传承创新服务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机理

明晰司法文明传承创新服务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内在机理,是助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命题。二者在追寻严格公正司法的核心目标、人民性的价值基础以及发展性的形成逻辑三个方面存在理念上的融通与契合。除此之外,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司法文明还能通过强化司法运作中的主体权利本位和促进司法文化中的“情理法贯通”,而提升司法公信力,满足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司法领域的工作要求。这表明,司法文明作为法治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助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BL-Apriori的民航机务风险关联规则分析

为了解决机务维修领域风险分析过程中文本数据挖掘不充分问题,提出1种基于二进制逻辑“与”运算改进的Apriori关联规则挖掘方法,采集到飞机维修企业2012—2021年机务维修领域不安全事件报告,最终成功挖掘出民航机务维修领域具有耦合性、关联性的风险要素,并对风险要素之间的关联规则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改进后的算法运行时间从0.153 s降低至0.034 s,挖掘到机务风险中飞机检查不全面、人员遗忘/疏漏等为主要因素,与工程实际相符。研究结果可为机务安全管理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