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视角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设定——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时效的借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法诉讼,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然而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在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仍沿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框架或规定,无助于解决该制度面临的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解决行政失灵应运而生,应回归到公法制度下考察。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之间的制度架构共通,救济手段可相互替代,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与环保署执法行动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考察和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适用行政执法时效的制度规范与实践,通过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考量,证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行政处罚时效的优越性,并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性和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期间长度、起算点、终止以及延长规则。

制裁措施定位下民事执行拘留的围囿与优化

在经历立法承认、立法强化与体系化三阶段后,执行拘留措施的规范内容虽愈发成熟,但性质模糊及立法粗疏的痼疾导致在实务适用中出现了适用随意及功能异化的问题,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执行拘留的实质内涵与程序保障。《强制执行法(草案)》创设性地将其界定为制裁措施,通过类比行政制裁措施应将其定性为具有惩戒性质的司法处罚。通过借鉴行政处罚相关立法与理论成果对拘留措施的适用条件、决定程序、实施程序和救济程序进行制度优化,确保拘留实务有法可依。通过坚决贯彻善意执行理念涤除被执行人皆老赖的社会想象以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拘留实务有法必依。

论行政主体主张公法不当得利返还的法律进路

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民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行政赔偿请求权、结果除去请求权及公法无因管理请求权存在显著差别,具有独立存在价值,不能被其他请求权替代。在类型化视角下,行政主体以何种方式向行政相对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迄今尚无定论。既有法律进路多属德国法的翻版,与我国立法实践及理论实务存在较大隔阂,值得商榷。行政机关直接以行政处分的方式请求返还,有违背行政合法性原则之嫌;以一般给付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与行政诉讼法的价值理念及诉讼结构显有扞格;以反向行政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与现行诉讼体制机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鉴于此,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或可成为破解当前诉讼困境的有益尝试。其不仅契合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本旨,还符合公私法交融的发展趋向和司法实务的裁判立场,更可借此铸造有别于德国法的本土化进路。

检察机关参与:反外国制裁工作的另一种进路

中国的阻断立法相较欧盟起步较晚,目前的反外国制裁工作机制及相关立法尚不成体系,一方面缺乏阻断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衔接配合,影响了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参与反外国制裁工作的作用发挥,另一方面缺乏包括以检察机关为代表的司法系统在内的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制约了反外国制裁的工作质效。在现有机制的运作上,反外国制裁受保护主体还面临着极大压力,尤其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检察机关在支持反制裁机制中的工作进路既必要又可行。立法可以进一步明确司法系统在反制裁工作机制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可以主动调整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和民事支持起诉的适用范围,还可以借由国外的“法庭之友”制度在法庭上为受保护主体提供帮助。

知识产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之辩

我国知识产权单行立法、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中的某些侵权赔偿制度体现了一定的惩罚性,但严格说来我国还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驱力是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基础。引入惩罚性赔偿可以有效地改变民事赔偿数额偏低的状况,还可以替代民事制裁、弥补刑事惩罚的不足、挤压过于强势的行政责任等。

民事制裁制度性缺陷评析

民事制裁是特殊时期的立法产物,也是法学理论不成熟的体现。这一制度表面上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但实际却与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相违背,以司法权威的丧失为代价。在民事制裁中,法院行使了行政权和个案中的立法权,违反分权制衡的法治原则。同时,民事制裁制度也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应在未来的民事立法中取消民事制裁。在被取消前,应以司法解释的方式限制民事制裁的适用。

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的协同及其实现路径

生态修复从生态学进入到法学,主要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和生态补偿领域作为责任承担方式或治理措施,由此形成法律属性各异的生态修复制度。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实现生态环境增益和统筹修复的需要,不同领域生态修复有必要形成制度协同合力。在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化过程中,为解决修复主体利益冲突需要构建生态修复协调组织以实现主体协同;为解决修复目标存在本质区别问题需要通过磋商达到目标协同;为解决公众参与匮乏问题需要多元化公众参与的社会协同;为解决监管不可持续性问题需要统一跟踪评价的监督协同。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责任制度之构建

为了维护民事诉讼法律秩序,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对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行为,应该有一个程序性制裁与实体性制裁并重的综合性法律责任体系予以调整、规范。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责任制度已略具雏形并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我们在科学的立法理念指导下,通过各种立法活动对它们加以完善。

单位主体制裁体系的碎片化缺陷及其修复

单位作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对其规制的制裁正义也尤为重要。我国法律格局经历了诸法合体到部门法分立,形成了对单位违法犯罪行为的民事法、行政法、刑事法三部门的制裁体系。然而,这种部门化制裁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制裁外溢与法律属性的矛盾、严厉性与法律效果的失衡、制裁竞合与法律适用的混乱、认定标准与法律救济的失当等碎片化问题。从顺应公法与私法分立下融合的趋势出发,妥当把握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的限度,我国单位主体制裁碎片化修复的具体路径可以从建构一体化的单位主体制裁体系、明确单位主体制裁在不同程序中的竞合适用、提升单位主体制裁的认定标准、促进单位主体制裁与非制裁性法律责任的联动等方面着手。

中国非刑罚化的内涵解读

本文是关于非刑罚化内涵的探讨,非刑罚化的内涵是研究非刑罚化问题的基础,正确认识非刑罚化的内涵是刑法发展的要求,也是非刑罚化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前提。

侵权责任法惩罚功能之证伪

学界通说基于过错责任、惩罚性赔偿以及《侵权责任法》出现"制裁"的字样,认为惩罚是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之一。然而,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重在赔偿而非惩罚,过错责任也只是分配损失的依据,并不能承载惩罚性,真正能够体现民事责任惩罚功能的民事制裁制度在《侵权责任法》中却没有规定。肯定侵权责任法惩罚功能不但混淆了公法和私法责任界限,而且违反了平等主体间无支配权原则。因此,侵权责任法不应具有惩罚功能。

论司法拘留与民事拘留

科学客观地确立司法拘留与民事拘留的关系,不仅是拘留理论深入研究的需要,也是拘留立法和拘留实践发展的需要,本文在考察对该关系的众多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当今的司法拘留与民事拘留是一种广义交叉关系和狭义全异关系,主张这两种关系中的“民事拘留”名称应被具有个别性的具体名称所取代。

“司法拘留”涵义新探

传统观点司法拘留就是民事拘留 ,民事拘留就是司法拘留 ,然而立法和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早已使司法拘留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实践与立法使司法拘留突破了民事诉讼领域 ,从而在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存在司法拘留。因此 ,再也不能简单地把司法拘留等同于民事拘留。

西方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救济制度的若干模式及其启示

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救济途径包括 :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选择何种救济方式使行政权力的运作与公务员的权益保障保持协调状态 ,是现代行政法的平衡内蕴。比较、借鉴西方国家已有的较为完备的公务员行政处分救济制度 ,对于确立我国公务员权益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民法典》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控制

《民法典》规定的具体惩罚性赔偿规则,在内在体系上以立法者承认但合理控制其适用以在特定领域制裁和遏制特定侵权行为的高效社会治理为目的,在外在体系上采用相同或相近概念以构造相同的逻辑构成,彼此之间的规范关系整体上符合《民法典》的体系性、科学性目标。以《民法典》惩罚性赔偿规则外在体系所显现出来的立法者承认但限制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基本思路,在解释论上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控制惩罚性赔偿适用的三重构造:一是通过限制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进行控制,惩罚性赔偿必须基于法律明确规定,严禁类推;二是通过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立要件进行控制,责任成立门槛高,标准严格;三是通过惩罚性赔偿责任承担的具体赔偿额进行控制,赔偿额应与立法者制裁、遏制的立法目的以及具体的侵权行为相适应,不得畸高。

论网上境外影视剧的著作权

网上境外影视剧的著作权即境外影视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像注册商标权一样有禁止权和专用权之分,其权利限制相应地包括禁止权的限制和专用权的限制。其中,禁止权的限制即网上境外影视剧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使用;专用权的限制即网上境外影视剧的行政监管,要求任何人都不能使用送审未过的和未送审的网上境外影视剧。对于违法使用网上境外影视剧专用权即网上境外影视剧违法使用行为,应当根据该网上境外影视剧内容违禁与否,给予轻重不等的公法惩处;对于非法侵害网上境外影视剧禁止权即网上境外影视剧著作权侵权行为,应当根据该网上境外影视剧送审通过与否、内容违禁与否,给予不同组合的民事救济和民事制裁。

民事制裁中的私权保障与正当法律程序分析

现代法治要求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均以保障私权为使命,公权的运行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但我国的民事制裁制度由于其天生的制度性缺陷,在分权制衡、当事人参与等各个方面均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民事制裁异化成了侵害公民财产和自由的非正义制度。应当充分认识民事制裁制度的危害性,并最终将民事制裁加以废除。

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对海关行政处罚证据制度的借鉴

民事诉讼与行政处罚在认识过程与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决定了二者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相互借鉴。海关行政处罚的现有证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原来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相关规定。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制度作了很多修改,尤其是强化了当事人举证的责任,使得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更进一步。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内容以及民事诉讼中原有相关证据规则,对海关行政处罚现有证据制度不足与潜在风险进行了分析,提出应借鉴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修订的内容修改原海关行政处罚证据制度。

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的几个法律概念解释的修改建议——兼与该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罗国杰教授商榷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部全国高校必须统一使用的新教材,对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责任、行政处罚、民事行为等法律概念存在解释错误或瑕疵,因而就要对该教材中有关法律概念存在的解释错误或解释瑕疵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以进一步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

威慑理念与我国反垄断制裁的有效协调

威慑是反垄断制裁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在公共执行与私人执行并举的二元执行体制下,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行政处罚与民事损害赔偿两种制裁方式在威慑效果上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构建完善有效的行政处罚与民事损害赔偿协调机制,有助于实现反垄断制裁的最优威慑。反垄断行政处罚应进一步理顺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的关系,建立没收违法所得退还制度,同时将民事损害赔偿作为罚款的减轻因素。根据民事损害赔偿诉讼的不同情形,区分运用实际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规则,限制宽恕制度下豁免责任的申请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明确支付能力不足情形下民事损害赔偿优先于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