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试卷违式问题探析

清代科举制度在承继明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自顺治二年恢复乡试起,清廷就开始对科场试卷违式问题高度关注,制定了相应的科场条例,并将这种严苛而烦琐的制度坚持至科举制终结。清代科场试卷违式可分为临文敬避、抬写格式与杂项违式三大类。若有违反者,清廷将通过罚科、黜落、革除功名和降调等手段对涉事士子、官员进行处罚。这就要求应试者在各级别、各场次考试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以避免因试卷违式而带来的惩处。故而,平衡乡会试三场考试,而非仅仅“首重头场”,是清代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的应对策略。

明代会试试经考略

明代科举会试的录取,不仅受到分卷的地域限制,还受到分经录取比例的限制。对明代64科会试1.8万余进士试经情况的统计分析表明:会试对各经的考生人数应有一个基本控制,而会试录取则根据各经考生的人数按一定比例进行,借以保证各经均有相应数量的考生中式。因此,在明代科举的会试中,考生最终的成功与其所属分卷区域以及所习经书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非全由自由竞争而取得。进士习经情况的地区差异,既显示出不同地区士人习经风气的不同,也显示出各个地区在专经考试中的竞争力可能有差异。

明清河北进士时空分布之刍议

河北省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中心,为君主辇毂之地,全国首善之区。明清之际,河北科举业绩显著,尤其至清代,河北成为科举大省,科举名额位居各省之前。河北除地理位置重要外,本身具有很多特点:它身处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文化底蕴深厚,独具特色;它幅员辽阔,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表现突出,所以河北明清进士时空分布具有很强的区域特征。

官年与限年——兼与陈长文兄商榷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在引用文献时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对科道官选拔限年的判断有失准确,万历五年科道选拔的上限是45岁,而不是38岁。该文所谓庶吉士选拔"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的推断也不够准确,相关文献表明,至少在天顺初期就有限年的规定。明代官年现象除了减年之外,还存在增年现象,这与明代选拔科道官时对年龄既有上限也有下限的规定相吻合。庶吉士选拔年轻化倾向与官员致仕无俸禄的现实,是导致明代士人减年入试的直接原因。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明代东莞共考出举人529名、进士76名,在广东各州、县排名中皆为第四;考出庶吉士6名,与南海县并列第三;六次摘取解元桂冠,在各州县名列第五;还出现了18个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排名第四;另外,东莞举人在明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广东举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科举实力的不断加强。明代东莞科举群体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任官行政、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宝藏,它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留下的实物例证,是研究明代人物和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进士登科录的研究尚处在文献介绍、影印整理等初级阶段。个别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利用,然而仅限于作为文献资料的征引。因此,加强对明代进士登科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后人在明史、明代人物传记和中国科举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充分利用其文献价值。

湛甘泉的二业合一论及其影响

明朝正德到嘉靖年间,湛甘泉(1466-1560)在构想着"内外、心事"合一的理论时,提倡了将"德业"与"举业"统一的主张。虽然他的主张受到了当时士人的支持,王门的聂豹(1487-1563)和邹守益(1491-1562)也对它表示赞同,但他们俩尝试对其理论进行修订,提到了将内外合一的立场向内一方倾斜的看法。到嘉靖后半期,蒋信(1483-1559)和胡直(1517-1585)两人都关注着内外合一状态的实践主体与客体之间紧密关系,针对内外合一的理论尝试进一步深化。

艾南英、张自烈时文之争与晚明时文选政

艾南英因时文房选与江左文人发生争论,成为晚明文坛的一段公案。因张溥等的离间策略,艾氏与张自烈就编选时文展开争辩,并认为张自烈的《国朝今文辩》大量抄袭自己编选的《今文定》、《今文待》。有证据表明,张自烈编选时文之举受到了江左文人的唆使,论争实际是艾南英与江左文人矛盾的延续。艾南英强调以江右古文传统改造时文,而张自烈编选时文"重经",与江左重秦汉的文学主张接近。二人论争是地域文学传统之争在时文领域的反映。

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

科举停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性大事件;而肇兴于晚清上海的书业革命,引发了印刷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促成了思想与商业、启蒙与生意的多元复杂互动。学制改革与印刷业的根本转型,这两个事件交逢在近代"中""西""新""旧"世道迁折的时局中,两者并非引发与被引发的单一因果关系。技术与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是真正将这些思想变局实现并固定下来的本质性力量。书业革命,正是这样的一个"枢机"——承载了、呈现出思想与市场、制度与技术变迁之间繁复而又具体的轨迹。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 ,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 :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 ;重者吹牛拍马、“寅缘阿附” ,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 ,丑态百出 ,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 ,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 :或沉迷学术 ,或放任自流 ,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试论清代八旗官学

八旗官学是清代八旗教育与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八旗官学教育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和科举取向,在清代科举制度中,八旗官学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本身即是满族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又是与汉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

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年初行科举,科考程式先“五经”而后“四书”,并保留“古注疏”,与元代科举既有关联,又有不同。三年后罢废科举,主要采取荐举方式取士,这与明初复杂的政治情势有关。洪武十五年复设科举,并规定科考程式定制,而以朱子“四书”为先,这体现了朱子学地位的趋于稳固。与永乐时期颁行三部《大全》作为科考文本依据相比,明初科举葆有较高的学术品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试论明清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

明清对进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遴选与确定,基本上由当朝天子及各科主考官依照凭文而取、兼及形貌的准则在周而复始地运作,但其他诸多因素也同时掺杂渗透进来,造成了13种异常现象,彼此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正面功用之发挥低于负面效应之浸渍的态势。凡此正是皇权至上的逻辑产物,政治支配的必然结果,传统思想和世俗观念驱动下的典型表现,不仅折射出明清诸帝执政期间的特定历史状况,映现出两朝各阶段政治局势的主要特点及其国势盛衰变化的总体进程,还带出周期性的嬗变规律来。

论唐代科举制度对社会教育的影响

在唐代,通过考试方式进行选官的科举制度确立后,一直延续了1 300年。它与唐代进行社会教育的方式虽然有区别,但是它却对唐代社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如科举制度内容的社会性、科举制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社会各阶层参与读书具有启动效应等。也有消极影响,如科举制度造成了社会教育活动片面追求政治功能的取向,从而造成社会教育功能的缺失。

《清代硃卷集成》中的许承尧档案资料

《清代硃卷集成》收录的许承尧乡试硃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该硃卷资料是有关许承尧的珍贵文献:许承尧的个人信息、家族世系,业师、受知师,科份页以及三份乡试的文卷等。这些有助于了解近代徽州末代翰林许承尧的家世背景,求学历程,以及他早年的个人抱负、经济思想及其诗文才能;并据此订正学术界许承尧研究中的某些舛误。

封建国家平衡科举考试管理权限的精心设计——试论唐代贡举权的转移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知贡举、考功员外郎李昂与考生李权之争,引发科举考试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即贡举权由吏部转入礼部,由礼部侍郎知贡举。这一改制,体现了制度设计者平衡科举考试管理权限的精心设计,即事权相称、部门分权、权力制衡和有限制的权力专属。这一改制奠定之后历代王朝科举考试管理的基本格局。

《国榷》科举史料人名考误10则

《国榷》是私修明史中影响颇大的一部编年体文献,所收科举史料时间跨度之大,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据《明实录》和《皇明进士登科考》等文献考证,发现该书所收科举史料存在人名错误10处。

试析宋代文官制度得以充分发展的原因

宋代的文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发展的最高峰。宋代文治的政治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完备的科举制度是其得以充分发展的三大原因。正是由于发达的文官制度，才使得孱弱的宋廷得以苟喘偏安，并在政治内核上领先诸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