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它既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部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聚大量进步人士的抗战文化机构,是武汉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武汉抗战期间,第三厅在宣传抗战的文化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见证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与斗争。从第三厅的建制发展脉络来看,其作为国民党的机构组织诞生于蒋介石加强个人军事集权、整合政工与党务的独裁统治中,天然具备为蒋介石宣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服务的政治逻辑和工作宗旨。中共则立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点,坚持既独立又斗争的既定方针,牢牢把握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聚拢大批左翼爱国人士,最终将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战斗堡垒”。

东北问题宣传战: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东北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成为抗战后国共之争的焦点所在,因此,国共在东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这场宣传战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如何认识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宣传战,通过反苏反共宣传打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以宣传缓解反苏舆论的损害,又正面反击反共宣传;第二阶段以“如何解决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主动发起攻势,先以东北抗联宣示其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后又呼吁东北立即无条件停战。国民党虽借指责中国共产党阻挠东北接收来推卸军事冲突的责任,但其独占东北而不惜内战的意图也逐步暴露。最终,国共双方的政治主张、利益诉求及其矛盾冲突经宣传战鲜明地呈现出来,而这场宣传战也成为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战时重庆的机关眷属生产运动——以民国期刊为中心的考察(1942—1945年)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统区物质匮乏,民众生活窘迫,为了生产自救,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在机关公务员工眷属中发起了眷属合作生产运动。眷属生产活动主要在重庆地区开展,之后扩展到周边郊县以及福建和广东等地。这是一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妇女生产活动,其组社形式、生产和管理流程、产品销售以及利润分配方式等均具开创意义。其在探索合作经济,倡导妇女经济独立上,为后方妇女提供了榜样,亦拓展了妇女职业施为的社会空间。考察它的始末,有助于客观地认识1940年代处于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的中国,合作事业对妇女解放的进步意义。

简论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1947年中,为了挽救其统治的重大危机,国民党被迫实行“戡乱动员”的应变之举,企图集中全力与中共一搏。其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其后方的控制与镇压,对舆论的钳制不断加强,异议声音的表达也日渐受限。但是,以严刑峻法为表征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之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国民党统治之败亡。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土地政策上的合作与互动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积累的大量矛盾,常常引起整个社会动荡和不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共两党都对土地政策做了相应调整,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对国民党土地政策变化的影响,指出两党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制定出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对于维系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功不可没,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亦不应被忽视。

马歇尔使华对中国内战的影响

二战以来,美国为了其在远东的利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继赫尔利在华调处失败之后,又特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处国共关系,以图建立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以及中国复杂的政局,马歇尔调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一事件对中国内战产生了特殊影响。马歇尔调处的前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内战的爆发,中后期的调处却助长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使中国人民再次投入到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战争中。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下,国共两党求大同,存小异,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策略性,以《八一宣言》为标志,几经努力直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国共合作才得以最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开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抗战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在余汉谋部的合作

抗战时期,在余汉谋所率的部队中,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及无党派人士曾经有过一段共事合作,并一度形成了多党和非党成员合作抗日的局面。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气候下党派关系获得部分调整的一种反映,在全国抗战史上尚较为罕见。虽然当中发生了曲折,但从全民族抗战的眼光看,那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其制定抗战政策的主要依据。在民族矛盾占支配地位的抗日战争中,如何对待阶级矛盾,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阶级矛盾的解决置于解决民族矛盾的主要任务之中,将抗日战争作为一场人民战争对待。国民党在抗战中以解决民族矛盾为由收紧其对内政策,限制人民民主权利,无形中分化了自身力量。不同的政策也预设了两党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国共抗日游击战争之比较

抗战初期 ,国共两党都派出部队转入敌后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但由于两党性质的不同决定其所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存在巨大差异 ,并最终导致其敌后武装力量出现彼消此长的结果。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 :两党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识反映不同 ,出现国民党初期抗战的无序失控和共产党的循序不紊 ;两党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目的不同 ,这影响到两党抗战态度和国共关系 ;两党在游击战术原则的应用上存在极大差距 ,共产党灵活多变 ,国民党则滑向了阵地战 ;两党对其根据地政权、经济、民众工作等各项建设重视程度不同 。

《法兰西内战》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

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法兰西内战》对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深刻揭露,蕴含着丰富的人民主体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建设的精辟论断,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理想信念,为我们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保持党的清正廉洁提供了良好示范,对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重要启示。

中英版本《法兰西内战》的修辞格对照研究

修辞格在政治哲学作品中的运用有助于增强表达效果,添加艺术感染力。但是修辞格的翻译需正确解码,运用创造性技巧以减少信息损耗。以《法兰西内战》中英版本为例,评析马克思的语义,结构与音韵修辞格运用及中央编译局的相应修辞格翻译技巧。中央编译局对《法兰西内战》文中的隐喻、拟人、反语、设问等英语修辞格的翻译处理较好。研究发现诸如头韵、典故和矛盾修饰等修辞格被译为汉语之后,原有的文体风格受到一定损耗。

全面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矿区内的“反把”运动述论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矿业恢复和发展面临着极为恶劣的环境。在物质利益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矿区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把”运动,以调动工人阶级劳动的积极性。从实际效用来看,这场运动增强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转变了矿工的劳动态度,使矿工的劳动效率空前提高,从而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她制定了正确的政策策略,同时,在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之际,能够勇于正视自身问题,始终以生产发展为衡量标准,注意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将群众的热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观察》对于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军事报道(1946-1948)

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反映它所处的时代。通过对媒体的解读,我们不但可以研究媒体本身,而且还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存在于战后1946-1948年的《观察》,记录了战后中国的种种面相,成为我们建构战后中国历史图像的史料。《观察》对于战后中国的重大事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倾向。国共内战是战后中国的主题,双方的争夺始于东北,《观察》对此给予格外的关注。其中既有对战争进程的实况解说,又有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同时还有对双方得失的分析。《观察》所做的"观察"大都符合真实的事实,其分析与预测从整体来看也都准确。它与国共两党各自所属的媒体因为党派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宣传所不同,这也是其难能可贵之处。这种报道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超党派性,就在于它可以和国共双方所提供的资料相互印证,从而为我们建构当时的历史图像,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国民党的态度演变——以英国档案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国民党的态度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抗战后到内战全面爆发,英国沿袭了抗战时期对国民党的"反感"与"批评"态度;内战全面爆发后到1948年进入战略决战,英国配合美国执行扶蒋反共政策;1948年后直至内战结束,英国抛弃国民党及其政府,努力与中共和好合作。国民党在与中共的内战较量中逐渐走向失利、英国对苏式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以及力保持续拥有香港,是内战前后英国对国民党由支持转为抛弃的重要原因。但这充分体现了英国以追求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抗战前期,国共关系相对融洽,中共大多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尤其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中共不得不采取隐蔽与潜伏的策略。中共在国统区高校播下的革命种子,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壮大,很快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邵力子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邵力子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各种正确主张,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关系的建立,在西安事变和国共谈判等事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国共两党在敌后抗战中的磨擦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挑起国共磨擦。国共磨擦是国民党军事限共的主要形式。国民党的限共磨擦并未达到目的,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失败。

论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若干不同——兼论国际友人视野中的国共抗日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性质的自卫战争,胜利的最根本依据在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坚持。在抗日的态度、走向和胜利等方面,国共两党一开始就存在着若干的不同:两大政党,两种对日态度;两个首都,两重天;两支军队,两种表现;中国之命运在于中国共产党。

朱德与抗战初期的国共军事合作

朱德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真诚团结国民党友军,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为开辟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良好战略局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