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

明清时期,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徽州宗族部分族人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族人的贫困处境引发了秩序动荡、伤风败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有效维持族人的基本生存及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徽州宗族非常重视救济贫困族人,并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积极开展内部救济,以帮助弱势族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实现了宗族社会正常的持续的惯性发展。许多徽州宗族在实施族内救济时,通过增设各类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主族控制下的族群杂居村落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

本文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深层再现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山区——蚌岚河槽(村庄)传统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的村落政治格局。作者认为,1949年以前槽区的社会政治局面是主族控制和毕摩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依靠乡村文化网络获得权威和认受性,他们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发挥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凭借对乡村文化网络(族群内部的宗族关系和宗教信仰以及族群关系等)的操控,主族及其首领毕摩有力地控制着乡村社会。

通过知识共享实现创新:基于权变视角的研究

基于权变视角,通过引入组织控制机制与环境动态性,发展知识共享与企业创新的研究框架。实证研究发现,行为控制不利于企业通过知识共享实现创新,结果控制和团体控制加强知识共享对创新的影响。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行为控制及团体控制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而结果控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受到削弱。

清代江南宗族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在清代,江南宗族组织对族人的管理和控制、维护宗族对族田的土地所有权、倡导与实践完纳族田正赋和国课、进行族中济贫和宗族保障、配合政府进行大规模水利修复工程、重视文化教育的思想控制等,从社会基层维护了传统社会秩序。虽然宗族活动也呈现出与政府不相协调的一面,但清廷选择宗族组织作为控制江南乡村社会的主要辅助力量,保持了江南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会问题的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区及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对宗族社区及族内赌博、溺女、假命图赖、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控制,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积极控制社会问题的主观努力,对于遏制或解决这一时期徽州境内社会问题的恶化和蔓延,从而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吴越国宗室述论

吴越国宗室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宗室治州,控制地方上,钱氏宗室因此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钱倡导的儒学家风使宗室关系亲睦和洽。宗室的自身变化表现为具有趋势意义的文人化。钱氏宗室的特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吴越国稳定政局与完成体制转换中,钱氏宗室起关键作用,从而对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共工氏与科技文明

辉县是共工氏活动的主要区域,共工氏不仅指一个人,还是一个部落历代首领的代称。共工氏不仅在治水方面卓有成效,而且致力于发展农业。考古发现的辉县孟庄龙山时代城址,可能是共工氏活动的核心地区,城市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生产力发展到了较高阶段。"共工"不仅作为治水的官名,后来又被解释为监管"百工"的官职,共理百工之事。"共工"这一官职掌管着"治水"和"工艺"等事宜,说明共工氏为中国远古科技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和赞颂,产生有深远的影响。

宏村水系的规划与规划控制机制

该文分析了宏村水系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以及宗族在水系建设过程中所采取的规划控制和管理措施。同时指出,宗族在水系建设中采取的规划控制和管理措施为保障规划的实施和水系的运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家族企业内部控制的理论起点及特征分析

家族企业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上的特点导致其委托代理关系的强弱度不同,因而家族企业在内部控 制的五个组成要素上都有其特殊性。优化内部控制环境,加强监督评审等是加强家族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社会秩序控制

从功能论的角度看,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对宗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着日益强化的趋势。其中,对内部社会秩序进行积极的控制与调适即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作为社会自治主体和社会管理者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通过教化、调解、惩罚等方式,实现了对其内部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持续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

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清朝早期徽州宗族运用宗族威信和族规家法对民众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和处世态度等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加之其与国家长期的良好互动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使对民众的控制得以长期维持。然而,到晚清时期,由于兵燹的破坏、新思想的传入、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控制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种破坏体现在徽州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民营企业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虽然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民营企业想进一步发展，仍有许多障碍，自身的问题尤为突出．民营企业应积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管理二引进科学管理机制，广泛吸引外部人才，超越自我，不断发展．

部族战争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兼论大禹时期国家的形成

氏族社会,是经常发生战争的社会,这种战争或可称"古代部族战争""古代部落战争"。大禹时期,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不断的部族冲突与斗争中,大禹不断扩张其实力,为将政权传给其子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而夏启能够平稳接任其父大禹,并正式建立夏朝,说明大禹既是氏族社会最后一个部落首领,又是国家的缔造者,还是中国阶级社会的第一任帝王。

论明末清初民间户粮推收之虚实——以休宁程氏《置产簿》为中心的分析

明清时期,政府田地户籍赋税统计的失实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收录的安徽休宁程氏《置产簿》,对该家族在明末清初时期土地买卖过程中涉及的户粮推收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明了政府册籍登记与民间实际情形之间存在的严重差异。由于国家制度缺乏有效的掌控能力,致使民间的隐瞒田地赋役及其私相授受,成为一种较为通行的社会行为,户粮的隐瞒和责任的规避,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基于n-宗派的C2组织协作性量化分析

C2组织的协作性是目前信息化战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C2组织的指挥控制关系网络模型进行"n-宗派"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示组织的子结构特征以及定量地研究组织的协作性。分析了指挥控制关系网络模型n-宗派中"n"的现实意义,设计了"宗派协作指数"和"组织协作指数"的计算方法和公式。结合示例,以2-宗派为例说明了C2组织协作性量化分析的步骤和过程。研究表明,基于n-宗派的C2组织协作性量化分析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微时代下高职生“微控族”心理问题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随着微信的普及,高校"微控族"、"低头族"大学生群体运应而生。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给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针对高职生"微控族"的心理特点,文章从学校、家庭、个人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提高微控族"网商"、实现学校、家庭、社会"三方"教育联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微素养"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实施对策。

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性质及其原始观念

洪水神话是上古神话的重要类型之一,学界使用这一术语时大多将其等同于"洪水过后仅遗的人传衍人类"神话,可以将其称为典型的洪水神话。这类神话的内容一般由洪水母题和人类再殖母题相结合,在世界各民族文献及口承洪水神话中均有体现。鲧禹治水神话中虽然没有体现出典型的再殖创世型母题特征,但是具有明显的洪水神话性质,它与治水母题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非典型洪水神话。鲧禹治水神话体现出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原始初民对待洪水灾害的积极态度和应对智慧,兼有体现先民原始生存境遇的自然生态神话与彰显族群文化意蕴的社会文化神话的双重特性。

论清代宗族法三位一体的社会控制功能

清代宗族法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族法的最高成就。前人对宗族法的研究多囿于宗族内部,未窥全豹。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自下而上地全面探讨清代宗族法借助家长专制、祭祀之礼、宗族力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社会控制,有助于了解封建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认识和借鉴价值。

从族谱修撰看徽州的宗族控制

徽州是中国宗族组织较为发达的区域社会之一,大量存世的族谱正印证了徽州宗族往日的繁盛。族谱是对祖先确认与追忆的凭藉,修撰族谱是宗族的首要大事,也是宗族对其成员实现控制的重要途径。它既可敬宗收族,笼络族众,形成基层权力中心;又可以进行道德宣讲,规范族人的社会生活,协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对族谱撰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传统中国的认识,然家谱文本往往将撰修过程资料排除在外,而民国12年《绩溪洪川程敦睦堂统系谱》则详细记录了这一宝贵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其解读,基本复原了一部家谱从筹备到分谱的整体过程,为我们展现了徽州宗族生活的丰富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