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 Solicitude for The Poor Rural People——An Interview with Lin Yuechan, a government official from Fujianofficial from Fujian

Fujian Province has mad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hich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this reason, our correspondents interviewed Lin Yuecha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Rural Affairs under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Fujian Province.

邓小平关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重要论述研究

在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其主要内容包括:优化干部队伍建设是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的核心要义,提高党员素质是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的关键所在,密切联系群众是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的坚实基础,抓实组织制度建设是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的根本保障。这些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何以治民:论汉唐循吏面临的矛盾及其选择

汉唐循吏主要面对着以下四种与百姓相关的矛盾:一是百姓利益与循吏自己、亲人等私人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牺牲私人利益,尽心为百姓办事。二是百姓利益与下属、同僚、上司、君主等各方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以百姓利益优先,牺牲下属利益,站在了同僚、上司和君主的对立面。三是百姓利益与法律制度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为了百姓而不遵守法律制度。四是百姓与百姓利益的矛盾,对于刑事案件,循吏秉公执法;民事纠纷则以调解为主。在循吏的观念中,百姓的分量最重,法律制度次之,君主最轻。循吏在处理上述四种矛盾时,分别体现出了无私奉献、不畏权威、礼优于法、灵活权变的原则。

包头发现的《严绝流弊》石碑

包头发现的道光二十三年《严绝流弊》石碑,记录一起商户控告地方官案件,最终官员离任,部下被斥革衙外,并明定规章,设立甲头。该石碑对研究包头镇商业及清代诉讼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民本观念走向官贵事实的历史反思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本观念源自尧舜时代,到战国时期得到了理论上的系统表达和论证。在民本观念流行的同时,官贵观念也开始萌生,并自秦代始逐渐取代民本观念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实际流行的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官贵观念的产生虽然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却存在着诸多弊端并导致了许多负面效应和不良社会影响。导致民本观念向官贵事实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民本观念本身有问题:传统社会的以民为本是一种统治的手段而不是追求的目的,是在封建等级制下君主的以民为本,而不是人人平等意义上的以民为本;在任何制度下统治者都可能宣扬以民为本,但同时也可以在事实上以官为贵;它只是在道义上要求君主应当以人民为本,但缺乏法制保障。现代中国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幸福是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官本位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从官贵观念转向现代以民为本观念、健全民主政治,还必须将权力置于法律规范之下。

官本位批判论纲

当今中国,官本位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已经形成官位(权力)拜物教。官本位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加重人民的负担,妨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妨碍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造成社会不公,危害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铲除官本位,代之以民本位。

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从治民到官民互治——行政现代化历程分析

本文从行政现代化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切入 ,提出和初步论证了行政现代化对于现代化和法制现代化对于行政现代化的先行性问题 ,并试图对“行政”和“法律”作出新的解释 ,初步分析比较了中西方的法治传统 ,认为中国传统的德治和法治实质上都是人治 ,亦即官治 ,都是用于治民的 ;甚至从特定意义上说西方的法治主要也是用于治民的 ;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行政现代化应该走出法制的治民传统 ,实现“两个接轨”、“两个根本转变”,营造出官民互治的政治行政局面 ,以实现对近现代西方法治的赶超。

政治联系、最终控制人、制度环境与银行借款——基于国有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经验证据

手工搜集了2004-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国有上市公司关键高管(董事长、总经理)政治联系的经验数据,并明确划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实证研究了政治联系等因素对国有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与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但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无显著的相关性。在低制度环境组下,银行借款和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在地方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银行借款与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均显著正相关,但在中央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银行借款仅与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

泛血缘文化中的吏民关系——以汉代循吏为考察中心

汉代循吏的可贵之处,不仅体现在富民、教民与理讼这些现实层面,更体现在他们对自身伦理角色的正确定位以及对吏民关系的不断调整上。他们致力于在民众中树立孝义礼让等价值观念,追求伦理和谐,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转。这样的吏民关系呈现出泛血缘文化的特征。

薛瑄官箴研究

本文对官箴名著《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及其作者深入研究后指出:薛瑄为明代“真儒”,提倡实学,一生实功。官箴书《从政名言》即其实功之一,其流风余韵,给后人树立了较好的榜样。

民讼官——宋代民众对官员的诉讼抗争论略

宋代社会民风好讼并非只体现于民众之间,也体现于民众对官吏的诉讼活动中。官员被民所讼与行政能力有关,但更大诱因在于其对民众权益的不法侵害。民讼官的频繁,不仅因为民众维护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使然。豪强与胥吏在官民诉讼斗争中角色复杂,胥吏讼官更多体现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豪民对官员的讼争客观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

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的取材特色及相关问题

对岳麓书院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的取材特色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与当时的律令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同性质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等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说明它们都是当时"学吏"制度的产物,其内容是"为吏"者必备的基本知识。

“自为”人性论与规范化管理——韩非管理哲学探析

人性假设与管理策略有着密切的联系。韩非认为人性是"自为"、自利的,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他以"自为"人性论为理论前提,提出了以"势"为基础的以法治民、以术治吏的管理之道。韩非的这种管理之道,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化、有序化、规范化管理。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儒家的以德治国管理,是互为补充的。

滞后与超越:中国地方政治发展总体观

近30年来,中国政治建设总体有了很大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地方政治发展与体制改革水平明显滞后,而且很不平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通常,地方一般不涉及重要的战略和宏观调控问题,其体制改革理应具有相对于中央的优势和便利。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整体水平还不高,中央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工作要求不够具体,部分地方主政者不恰当地利用了党的领导地位,"官本位"传统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应当通过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相互促进,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推动民主与民生的相互促进,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注意中央推动与地方自觉相结合,党与政相结合,强化民主与简约治理相结合,以带动今后一段时间地方政治发展水平的较快提高。

在官治与民治之间:关于基层社会秩序变革的一个概括

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由公-私两大统治体系构成,公代表官治体系,私代表民治体系,但这不是两个分殊的、对立的体系,两者是一种依存和互嵌关系。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这种秩序原则以新的权威形式被熔铸到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形态当中。当代基层社会秩序的重构,一方面要建立在传统社会秩序规则与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的贯通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把秩序原则确立在法治框架下的社会自治基础上。

唐五代“音声人”论略

北魏出现的乐户主要来源于罪犯配没和战争中的俘虏,他们的地位低于百姓。音声之名出现于唐代,其与乐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地位低于良人,与杂户、官户既相似又不同,而经济地位可能与百姓略同。唐后期五代,音声的地位已有所提高。音声是分番执役的,当上番执役时,由官府提供衣粮。但他们也占有部分土地,以供其下番时生活。

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

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管理相对呈现出有序状态,一方面官方和民间各自积极致力于自我领域(“自域”)内的社会管理,另一方面,二者又都积极谋求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领域(“共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官民之间因为种种原因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但因为“自域”和“共域”内都存在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如民助官治,或民纠官弊,或官易民俗,导民向善,故在一定时期以及一些地区能够形成官民协调共治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