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律师辩护功能受阻的负效应及纠正路径

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结果具有准终局性,这导致诉讼重心实际上前移。侦查环节封闭、检察官主导被追诉人认罪、审判场域对抗性降低,客观上使得律师辩护作用式微,这将增大被追诉人虚假认罪、轻罪重判以及辩护权被压缩等风险,这无疑妨害案件真相的发现。“发现真相”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有效发挥律师辩护功能是推进事实查明、破解系列问题的关键,应当从认罪认罚制度结构着手为刑事辩护清除障碍,即重塑侦查重心主义,确立强制辩护制度平衡检察官主导地位,强化审辩理性互动,尊重律师无罪辩护,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价值。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罪犯矫正实效研究——以S市监狱、看守所及社区矫正罪犯为切入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罪犯逐渐增加,该类罪犯整体矫正情况较好,但执行阶段的矫正工作存在衔接不畅、执行阶段认罪不认罚、虚假认罪认罚、缺乏分类分级管理、罚金刑等财产判项履行不佳等问题。建议从观念、制度、操作等层面推动认罪认罚融入刑事执行阶段,探索分类分级管理、反制虚假认罪认罚、精准适用罚金刑等措施,提升对认罪认罚罪犯的矫正效能,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完善以实现刑罚目的。

虚假供述影响因素及法律控制

本文以虚假供述的研究方法为起点,结合案例,对自愿型、强迫—服从型和强迫—内化型三种类型的虚假供述进行介绍,从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两个方面,对虚假供述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其中,着重阐述了虚假供述的实验室研究范式。在评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进行讨论,以期从法律上控制虚假供述影响因素。

自认证据化:表征、法理辨正与矫正路径

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在规范层面及实务层面经常被降格为某种“证据”加以运用。自认证据化的程序设定成因在于我国自认的形式、阶段及对象均较为宽泛,导致自认与证据等心证来源混杂。自认证据化并不契合自认制度的理论根据和程序机能。基于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所导出的真实义务、法官心证原则以及虚假自认损害第三人利益之结果,仅能否定少数特定情形下的自认具有刚性拘束力,这也契合辩论主义之意蕴,并能与自认撤销制度相协调。据此,应在限缩自认程序设定的前提下普遍确立自认的刚性拘束力,在此基础上列举否定自认效力的例外情形。

自愿型虚假供述成因的多角度解读

在刑讯逼供备受关注背景下,虚假的认罪供述往往被认为是警察审讯压力的结果。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人们忽视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无辜者自愿进行的虚假有罪供述,往往将其当成真实认罪供述。自愿型虚假供述具有的主动性、隐蔽性等特点给刑事司法带来危害。影响自愿型虚假供述的因素包括现实功利性因素、心理因素、人格与环境因素、精神病理因素等多方面,这些因素又具有传统文化中重亲情轻法律的消极思想、工具理性泛滥以及心理需求膨胀等文化、心理基础。

美国冤假错案件法内成因的考察分析与启示

冤假错案件的预防和纠错需要观念上的重视,更需要制度的保障。我们目前构建的冤假错案件的预防机制之所以效果较差,是因为其主要强化了理念层面,而强调理念层面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真正发掘出导致冤假错案件的原因。美国对于冤假错案件的研究相对较早也较为深入,他们对导致冤假错案件发生的贵族的腐败、无效的律师辩护、线人的使用、倾向性明显的司法鉴定、非常规坦白等原因的研究相对较为深入和成熟。我们通过对美国冤假错案件成因和预防机制的研究,并进而从刑事司法目标的重新定位、制定冤假错案件防治法、成立冤假错案件防治委员会、保障律师的有效辩护、规范司法鉴定机构、拓宽申诉渠道等方面构建中国的冤假错案件的预防和纠错机制。

隐蔽性证据虚假补强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立的隐蔽性证据规则，是带有定罪色彩的证据规则。其基础是隐蔽性证据对自白具有高度补强能力的常识性认识，低估了隐蔽性证据虚假补强的风险。错案分析表明这种风险具有现实性，并是促生错案的重要因素。虚假补强的直接成因是证据污染，深层因素则是侦查人员对细节的追求及证实性偏差、过分自信等心理因素的干扰。而庭审程序中难以发现虚假补强的直接因素是法庭不能“可视化”地了解侦查过程，深层因素则包括侦查部门不愿暴露侦查过程、自白引发的有罪认知偏见和法官的过分自信。当前克服虚假补强风险面临很大困难。基于当前隐蔽性证据规则可能引发的负效应，在不同类型案件中应考虑不同的价值配置，对其进行多元化处理。

论审讯中的乱供应对

在乱供者中,乱供的动机多种多样,乱供的表现形态呈现多样化。应对犯罪嫌疑人乱供的一般做法是区分真假犯罪嫌疑人、分析影响犯罪嫌疑人乱供的因素、分类辨因具体施策;应对乱供的策略有明确指控、扼制反驳限制、反复施压、模糊对抗性、用好法律政策、说理教育感化、使用证据、识别拆穿谎言、利用矛盾、施用其他策略等。

虚假供述的因素及其对策分析

虚假供述是由审讯压力及供述者的特定心理需要而诱导的不真实供述,即故意的或者无意识的错误供述。它可以划分为自愿型、依从型与内化型三大类。虚假供述的产生有其动力因素(拘禁—孤立、强制—对质、宽大—减罪化)的激发机制,也有其包括侦查偏见、心理强迫与心理脆弱性因素之静态因素的心理迫使力量。虚假供述的因素分析具有重要的司法应用价值。相应地,在防范与鉴别虚假供述发生方面,可以采取审讯过程透明化、警惕犯罪嫌疑人心理脆弱性、供述可靠性评价等理性对策而发挥遏制作用。

刑案无辜者虚假有罪供述的识别

目前通过诉讼程序对无辜者作出的虚假有罪供述识别乏力,可识别的案件种类较少且具有被动性、偶然性、滞后性特点。为此,应将识别的重心前移至侦查阶段,拓展识别的路径,对无辜者的言语、非言语行为、生理心理及供述内容本身进行识别。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及其讯问策略

在实际讯问工作中,保持沉默和作虚假供述多被视为是拒供的表现,但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心理原因上却存在着许多差别。通过对讯问中被讯问人各种不同于虚假供述的表现形态及其心理原因的分析和相应讯问策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讯问中达到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述这一最终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侦查讯问的法律规制

侦查讯问的目的之一是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然而若采取非法讯问方法不仅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易导致虚假供述,进而诱发冤假错案。侦查讯问的法律规制主要从口供的取得和口供的审查判断两个方面着手,从而在正向上和反向上规范侦查讯问权的行使。就前者而言,应落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机制,完善讯问人员、地点和时间以及讯问录音录像等法律规定,确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等;就后者而言,应着力发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功能。

无辜者认罪的成因分析——基于美国司法实践的阐释

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虚假供述尚未引起我国司法人员的注意,而对此美国学者却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学者根据虚假供述成因的不同将虚假供述区分为三类——自愿性虚假供述、强迫顺从虚假供述与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并对各类虚假供述的成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美国学者关于虚假供述成因的分析对我国深刻认识心理强制时代的侦查讯问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讯问中虚假供述的心理分析及识别

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在解决刑事案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和心理过程,结合回顾前人研究,发现有五条线索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其为:1.较少有自我参照代词;2.过分概括的词语;3.避免直接回答;4.较少具体提到人、地点和时间;5.通常含有较多的不相关信息或多余细节。

“秋瑾供词”考辩——兼与马自毅先生商榷

秋瑾死前没有供词是秋瑾冤案的一个焦点。时过百年,马自毅先生却认为秋瑾留有供词。通过考察史料,马自毅先生的四点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适用之探讨

在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六种法定情形中,对于《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导致法律适用不一。以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为基础,探求刑事诉讼各阶段“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与刑事赔偿的关系,进而对《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提出司法与立法建议。

无辜者认罪的成因分析——基于美国司法实践的阐释

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虚假供述尚未引起我国司法人员的注意,而对此美国学者却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美国学者根据虚假供述成因的不同将虚假供述区分为三类:自愿性虚假供述、强迫顺从虚假供述与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并对各类虚假供述的成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美国学者对虚假供述成因的分析对我国深刻认识心理强制时代的侦查讯问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国外虚假自白研究的进展

虚假自白是司法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十几年来西方虚假自白的研究得到很快的发展。国外虚假自白的分类、实验室中的虚假自白、产生虚假自白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有借鉴意义。了解这些虚假自白的研究进展,借鉴其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我国司法心理学的研究有推动促进作用。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检察监督防范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得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通过检察环节的收紧批准、决定逮捕防线、加强讯问监督和提高证据通过审查后的质量,可以有效防止审讯过程中的非法取证行为,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心理学解读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