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街区集体行动中的共意动员机制分析——以豫西S街道护校微信群为例

共意动员是行动者有意识地建构认同并推动个体为行动参与服务,其酝酿、发展和效果跟信息传播息息相关,社交媒体为共意动员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论文以豫西Y市S街道旨在保护当地中学的微信群为例,采用个案研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微信群的共意动员机制及其线下行动交互作用的过程。研究发现,街区层面的集体行动囿于行动主体的有限资源难以实现媒介近用,但微信群中互动仪式的生成和高度同质的个体为行动者的内部动员提供了空间和张力。微信群的共意动员贯穿街区集体行动全过程:行动发生前,人们依照利益勾连、集体记忆和悲情叙事三种逻辑建构认同;行动中,则通过抵制“搭便车”开展二次动员,并运用自我克制、媒介求助、“仪式表演”与线下行动进行交互,从而对集体行动的规模、性质和结果产生影响。

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的三种理论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针对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可以将之归纳为四种方案:霍布斯的第三方强制力即政府方案、市场方案、社会资本与综合自主治理的方案。通过对这四种方案优缺点的分析,建议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国家科技计划多元协作治理的博弈研究

多元协作治理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方法,但学术界目前还缺少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从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现存问题和改革思路出发,讨论了典型系统中组织方和承担方的二元博弈模型、多元主体的选择与参与、评估和监管下的三元博弈模型、咨评委参与下的四元博弈模型,探讨了不同博弈模型中多元主体的策略选择,最终构建了国家科技计划多元协作治理博弈模型,指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和关键因素,并提出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的对策建议,为多元协作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论现代公民社会兴盛的社会资本基础

社会资本是现代公民社会兴盛的基础。社会资本在现代公民社会兴盛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即社会资本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维系与繁荣,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我们的研究是对以往公民社会研究中忽视"文化因素"这一偏差的一种纠正,无疑将开拓公民社会研究的视野,推进公民社会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同时也将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集体劳资行动在美国的合法化进程及其启示

在19世纪或之前的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劳动者的劳资行动在美国得不到法律保护。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以来,系列立法及司法判决逐步放松了对劳资行动的制裁,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明确宣布雇员的集体行动是促进劳资双方平等谈判权的手段。二战后的美国立法继承了对劳资行动的合法认可,但对于工会的权利予以一定的限制和调整。劳动权已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确认集体劳资行动合法性是各国法律史国际法文件的共识。中国急需在立法上明确劳动者的罢工自由,同时从目的、主体、程序、方式等方面设定罢工的合法要件,由此依法疏导劳动者的诉求,有序解决劳资纠纷。

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群体的识别与分析

本文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视角,应用深圳市P区和河南省Y县的调查数据,描绘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总体现状和特征;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流出地就近流动、流入地就近流动和流入地异地流动三种典型流动模式,分析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的集群行为参与现状;识别农民工集群行为高风险人群,对其进行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仍具备集群行为爆发的巨大潜在势能;农民工集群行为具有年轻化、主动化特征,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人群是在人口净流入区异地流动的"80后"农民工,其参与动因在于当前生计和未来发展的弱势性;不公平感和公民权意识是农民工集群行为爆发的直接心理动因,流入地非正式组织参与为其提供资源支持,政府信任对集群行为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和谐社会语境下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思考

针对公共事物的治理问题,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集体行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是对公共事物的治理实行政府的国有化或者市场的私有化。奥斯特罗姆则提出在国家和市场两条传统路径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社会的自主治理。受我国历史传统,制度惯性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强制力推动延续制度惯性过于强大并且存在政府失灵的危险;市场逐利性动机选择依靠利益权衡和博弈的个人因为面对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陷入踟蹰;社会自主治理则因为社会组织外部发展空间的受限以及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而发育迟缓。需要重塑政府权能以转向服务型政府,引导社会自治的职能,推进服务型政府改革,通过政府让利于市场、放权给社会,建立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有机协调配合的新三元治理结构,形成竞争、命令与合作的治理模式,才能构建官(政府)、民(社区)、商(市场)携手共进的和谐社会。

社会法语境下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分析

在社会法语境下,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的内涵应当包括法律规制、道德层面和认知层面。我国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在合法性三个层面的不完备状态,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形式法治产生的消极路径依赖、非正式规则形成的负面效应,以及阻碍了劳资矛盾解决的制度化构建。基于这些问题在权利定位和治理体制的深层根源,从权利可实现的角度来看,与其仅仅从法律文本或者道德规范上主张权利,毋宁重新审视合法性的实践途径: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中解决集体行动合法性的产业基础问题;在推进集体协商的机制建设中解决合法性面临的实践问题;在劳动关系伦理的实践中化解合法性存在的认知危机。

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 使民主运转起来

奥尔森、帕特南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问题给出了解释,两者的分析既有不同又有交叉。从突破集体行动困境寻求民主治理的启示,让民主真正运转起来,既需要选择性的激励,如制度的强制约束等,又需要社会资本的投资。

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冷战期间美国频繁的单边武力干涉在冷战结束之后多以联合国安理会集体行动的形式出现。但是,作为这种使用武力方式的创立者,美国在历次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实践中参与程度不一,或者不推动授权和不参与行动,或者极力主导授权,有时甚至越过安理会采取单边行动。在美国接受安理会授权执行行动中,也因其极大的自主权导致集体行动偏离轨道。这让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种方式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将美国通过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置于美国—联合国(安理会)—美国这两个阶段的授权链中进行分析。在第一阶段,作为委托者的美国其委托决策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偏好,同时也要受到国内和国际两层委托者结构的限制;在第二阶段,作为代理者的美国在执行安理会授权过程中所获得的自主权过大,导致在行动中产生代理懈怠并造成安理会的代理损失,而安理会并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对此进行限制。本文最后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国际政治现实出发,提出了对美国代理行为可行的限制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