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论宋元话本中的“茶坊”公共空间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繁荣,茶坊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餐饮娱乐消费场所与文化信息传播空间,这与哈贝马斯基于中世纪欧洲背景提出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人员构成、民俗特征、批判高度方面存在差异。茶坊作为一种凸显市民生活的城市公共空间,开始大范围进入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宋元市井生活的“文学映像”,并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场景呈现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

当赵氏一代,“崔府君”的奉祀风靡一时。特别是在南渡之际,高宗于磁州之庙卜、孝宗于诞前之托梦,“显应”所导致的崇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该神灵的重要性。临安府新建的相关道观,一时间,成了都城人礼拜和游览的核心。入元以后,此种情况有了加强,燕南、河北、山东、河东等地,也就成了其香火地所在。而在所祠为谁的问题上,见有分别以卫州、磁州、辽州和顺县庙宇为主祠的西汉“汲县令崔瑗”、唐“滏阳令崔某”、唐“长子令崔珏”等说法,而元中期以后,这三者趋于混淆,且增添了生前“昼理阳、夜理阴”,死后入围“五岳”僚吏、通管“冥界”等更多的“事迹”。

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从《水浒传》中的预言偈说起

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存有数量不少的禅宗预言偈,它们既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也是贯穿小说叙事的神秘纽带。这种预言偈在《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及《宋高僧传》等僧人传记中均有纪录。禅宗在宋元时代的盛行,使得预言偈以种种途径影响并进入到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之中,"说参请"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之一,而禅宗预言偈与古代小说的结缘,肇端于唐宋文言小说,唐代的敦煌变文以及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等书中皆有轨迹可寻。

宋元话本与张飞市民英雄形象的定型

张飞的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不尽相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张飞是以市民英雄形象出现并定型的,他有发迹变泰的立业热情,而且勇猛自信、有计谋、有智慧。

《简帖和尚》成文于金代考

话本小说《简帖和尚》产生时代,有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持宋代说、元代说者较多。但从小说内容、流传过程来看,它的产生年代应为金代。

唐传奇和宋元话本的叙事结构比较

唐传奇与宋元话本在结构之道 (深层结构 )、结构之技 (表层结构 )两方面均有差异。唐传奇的叙事结构主要以情爱类小说、梦幻类小说、侠义类小说、历史类小说为代表来分析 ;宋元话本的叙事结构主要以愚行小说、公案小说、鬼怪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的特征——从六朝志怪到宋元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大系统,即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记叙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粗具文言小说的规模。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是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而宋元话本以其通俗化、口语化、市井化及说话人的风格等特点不同于文言小说,成为白话小说的定型文本。

“理”和“欲”的对抗、约束与消解——对《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中“错”的深层解读

以《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为例,对宋元话本中的"错"予以解读。"错"是宋元时期的市民男女之间关系及其欲望的一种曲折表现,反映了宋元社会意识中对人"欲"的特殊理解,它具体表现为对欲望本身及其对象的恐惧和防范,反映了封建传统道德对新兴市民欲望的约束与消解。

关于宋元刊平话中的阴文

宋元刊平话中广泛存在着阴文这一特殊现象，而在明代刊印的章回与话本小说中阴文已消失。宋元刊平话中的阴文主要起醒目的提示作用，但是这种提示是针对说话人的，而非如明以后章回小说的回目等是面对读者的，因此可以从阴文在平话中的存在得出宋元刊平话是未经文人整理的说话底本的结论。阴文作为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历史中早期的一个现象，可以作为元刊小说的重要鉴定依据。

论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具有热烈、专注、懵懂与肤浅的特点,这是由"说话"的表演方式、市民的需要及其话本小说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与艺术修养决定的。

宋元话本中的媒人及说媒场景

媒人是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他们有着鲜明的群体特征,同时也是小说中的"结构性人物",对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宋元话本中还有不同类型的说媒场景,说媒场景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话本小说市井氛围的营造和情节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探析

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历来少有人作整体的观照 ,文章指出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男性形象较以前同类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在构成成分上出现了重大变化 ,并具体分析了宋话本爱情婚恋小说男性形象的三大类型 。

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与意义

随着宋元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茶坊酒肆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和文化传播场所,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各种说唱文学形式借助于这一空间得以发展繁荣。它不仅为说唱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展演空间与观众群,是说唱艺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重要场所,还是作为文本的说唱文学题材的发源地与传播空间。宋元小说话本通过对不同空间(都市与乡村)茶坊酒肆的描绘,以及对发生于其间的种种故事和生活习俗的记述,把宋元时代的茶坊酒肆塑造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学形象,保留了相关的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坊酒肆还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它是小说话本重要的叙事空间,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而茶坊酒肆作为公共民俗文化空间的性质,也使小说叙事更加富于真实感。

宋元话本与明话本之入话比较

话本小说的入话通常有入话诗、评介语、小故事等几种形式,随着宋元话本向明话本的过渡,文体更加完备规范,其中表现在入话部分的不同,主要在于加强了入话与正话的关联,减少了随意性,突出了话本作家的教化责任感。

史料搜集与中外文学观念碰撞下的文学史建构——论郑振铎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

郑振铎对于宋代“小说”话本的篇目进行了梳理,认为现存的宋代“小说”话本有三十余篇;他最早对《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提出了质疑,认为该书的结集可能在明代中叶,但是其作品是宋代的。对于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他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郑振铎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体现出史料搜集与文学史建构的统一。他的文学史建构,重视外来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重视插图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善于以诗化的语言描述作品的艺术风格。郑振铎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广博与专精的统一;他一生往来于京、沪两大文化中心,沟通了京沪两地的学术,团结了京沪两地的学者。

宋元小说家话本“娱心”和“劝惩”功能的文体呈现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娱心"功能借助故作惊人之笔,使砌、韵文的插入等手段得以呈现;"劝惩"功能则表现在提倡忠孝信义,宣扬善恶有报以及佛道二教的出家修行思想,甚至超越了封建伦理的范围,对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进行了大胆批判,充分肯定了男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反映了宋元时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动向。

理智·感情·性欲——唐人传奇与宋元话本若干女性形象谈片

唐宋小说作品中多描写爱情之作,但唐人传奇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都是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徘徊,而宋元话本中的女性则更多地在感情与性欲的旋涡中浮沉。分析两个时代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巨大差异,我们会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有了更深的理解。

歌禾赋麦与题柳看花——阅读吴梅村《圆圆曲》的几个视角

明清鼎革,吴梅村历经甲申(1644)之恸,崇祯自缢,李自成陷京,清军入关,亡国的惊惧、屈辱与痛楚,乃于八年后写下《圆圆曲》,以犹具"时事"性的陈圆圆为主角所绘制的时代容颜,引发后续许多有关陈圆圆的创作与讨论。本文分为"如何记忆一个令人同情的亡国君王"、"倖存者的余悸:世变沧桑中的儿女故事"、"《圆圆曲》的身世记忆:首发其端而成千古绝唱"三部分,尝试从草野齐民、为女性作传、诗性叙事、身世记忆、"歌禾赋麦"与"题柳看花"等阅读视角,探讨吴梅村在创作上合抒情、叙事与表演而为一,以游走在"时事"和"故事"之间的诗歌叙述,带着同情的了解与哀怜,采取戏剧性的手法与抒情声音,藉由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兴亡故事,牵动着同处沧桑巨变的劫后幸存者,乃能在个人名节、国家兴亡与文化存毁之外,关注到更为广大而无辜的"天下苍生",以一代兴亡入诗史的"梅村体",为时代留下最真切的见证,自非比兴寄托的抒情传统所能拘限。

从宋元话本到《聊斋志异》——论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渗透

宋元明清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大规模渗透。其渗透不仅催生了宋代话本体传奇和元明中篇传奇小说这两个小说史上的新品种,而且,经由话本体传奇和中篇传奇小说的影响,文言小说的风貌在总体上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大为不同,明代的"剪灯二话",清代的《聊斋志异》等,其艺术趣味和表达方式都留有深受濡染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