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中公共领域的经济理性与制度反思——基于悲剧(喜剧)理论的比较分析

系统梳理悲剧(喜剧)理论可以发现:由于存在多元创新动机与非排他性激励机制,排他权利的创新激励作用有被过分夸大之嫌,公共领域之于创新的经济理性——降低交易成本、鼓励动态交互与促进正外部性外化,未能得到充分重视。科学的知识财产观念与制度应当重视公共领域的作用,充分利用非排他性激励机制与从宽设置知识产权豁免机制。

从悲剧和喜剧构成范畴看美学在中国的变异

美学在多国传播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变异问题,其中审美文学化是一个显著现象。从哲学上看,范畴包含属相和种相。美是属相,其中作为种相的崇高和优美构成美的一组范畴,而悲剧、喜剧和美不存在种属关系。美学上的崇高和优美是作用于人类视觉的图像对象,而悲剧和喜剧与视觉无关。在从古希腊到18世纪中叶美学学科建立之初,其间悲剧和喜剧并非美学或审美范畴,此后经由德国和苏联学者将崇高和优美延伸到文学领域讨论,悲剧和喜剧作为崇高和优美在文学中的对应概念才被确立为美学范畴。在此过程中,不仅崇高和优美发生变异,不固定在视觉领域内被讨论,悲剧和喜剧也发生变异,成为一组构成美范畴的种相。这种在欧洲变异了的美学接纳了较多非视觉对象或要素,使美感和视听两种感觉有关的基本点被动摇,产生许多相互缠绕、复杂难解的问题。美学进入中国后,将悲剧和喜剧不加质疑地认为是一对美学或审美范畴。如画作为一个自然审美概念,研讨范围局限在英格兰有关湖区和苏格兰山地的旅行写作内,因其具有明确的所指对象和形式特征,故很难变异。由于没有对应的戏剧体裁,如画几乎被中国学界遗忘。美学在中国变异为一门与文学理论接近的学科,与哲学、自然审美渐行渐远。

论儿童视角下的反战主题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与《乔乔的异想世界》比较分析

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与《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都是通过二战时期德国军官儿子的视角,表达反战主题。前者是喜剧的外表下包裹悲剧的内核,后者是常用的悲剧形式。两者同样用儿童视角叙事,但呈现出不同的戏剧效果。

拼贴风格、符号矩阵与空间建构:科幻喜剧《独行月球》的叙事突破

当前,国产科幻影片进入了新的创作语境,即科幻类型影片的融合。《独行月球》将科幻故事与喜剧类型杂糅,更加灵活多样,更加符合中国人多元化的观赏趣味,便可以视作新语境下的探索之作。片中,“开心麻花”保持原有的喜剧特色,在叙事风格的拼贴、离散的空间、“格雷马斯符号矩阵”下的逻辑关系上推陈出新,突破类型电影融合的局限性,使得科幻片与喜剧片完美结合,彰显了国产科幻喜剧片独有的韵味和价值。

模仿的欲望 虚无的爱情——《红与黑》的另一种解读

通过勒内·吉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对于连与德·雷纳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情进行分析,揭示了法国复辟王朝后期社会给平民造成的挤压以及给女性带来的伤害,这部作品中的爱情实质是模仿的欲望导致的虚无爱情,《红与黑》的爱情是由一个男人的喜剧和两个女人的悲剧构成的。

论欧·亨利的创作风格——以《警察与赞美诗》为例

《警察与赞美诗》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享利的代表性作品,是其总体创作风格的重要体现。在这部短篇小说中,作者以其幽默、讽刺的喜剧性创作手法揭示出丧失人性的荒诞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精神痛苦这一悲剧性主题。

人文主义与英国文学——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文主义

本文分别对人文主义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以及莎士比亚作品(悲剧、喜剧、十四行诗)中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作了初步的探讨,由此得出人文主义的实质以及人文主义与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即人性之学。文学保存了人类的精神财富,成为沟通人们思想感情的纽带。文学的目的在于激发人的精神力量,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教育人们。

北平市民阶层的审美追求——老舍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从艺术特色角度对老舍小说创作加以分析。作家采用幽默喜剧艺术表现手法去启迪和激发缺失了灵性的人们,而由此产生的笑在情感上充满着轻快、机智的审美形态。老舍小说的悲剧价值在于他所描写的是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的苦难,他们悲哀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让人感到的是悲剧的痛感。老舍用北京的方言俗语写人物及日常生活,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

谐剧与政体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的题外话试解

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有一段著名的"题外话",西方古典学界公认,这是《论诗术》中最难释读的段落之一。通过解析这个段落,文章试图表明,亚里士多德《论诗术》讨论的不是文艺理论或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段"题外话"以戏说的方式暗示:作诗有德性高低之分,因为政体有德性高低之分。

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基于三个地域个案的比较分析

当农地产权过于模糊时容易导致公地悲剧。当农地产权过于清晰时又容易导致反公地悲剧。明晰产权的私有化路径这一西方经验在解决公地悲剧的同时也陷入了反公地悲剧的困境。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正在重复西方困境的老路,农村公共福利供给中由公地悲剧到反公地悲剧的困境正在中国农村不断上演。实现由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向公地喜剧的跳跃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加强和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所建立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使农地产权的两级构造的每一级都能继续发挥作用,使统分结合的统的组织保障能够实质性地运转,使农户对村社集体的责任在被取消后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再次生发出来并继续维系。唯如此,方能实现正常、高效且低成本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的文本解读——兼论犹太律法的发展

以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借贷还贷的情节为线,从犹太律法发展和文学人物塑造角度,叩问并解读中世纪末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激烈冲突的实质。文学喜剧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宗教迫害的悲剧,而犹太律法也正是在这一场场悲剧中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

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的互渗——铁凝小说的风格特征之一

悲喜剧因素的互渗是铁凝小说的风格特征之一。这与铁凝对幽默的独特理解有密切关系。她主要通过反讽和荒诞手法制造喜剧性效果,但在喜剧的背后却渗透着强烈的悲剧性。因此,喜剧品格和悲剧精神在铁凝小说中实现了统一。这包含了铁凝对生活本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标志着铁凝对喜剧观念的重大突破。

堂吉诃德的中国接受

本文从堂吉诃德独特的性格所引起的特殊接受现象说起 ,追溯、梳理了堂吉诃德在我国的接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我国读者对其看法、评价出现了三次明显变化。文章对出现不同看法的时代社会原因也进行了分析探讨。

论契诃夫的《樱桃园》——契诃夫用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建构的喜剧

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研究契诃夫的《樱桃园》,讨论《樱桃园》中悲剧和喜剧因素的融合方式,可以发现它在喜剧创作中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情节、人物和感情净化的构建模式,而以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

娱乐正弊的《伪君子》

作为欧洲贵族时代少数几部喜剧成就最高的经典之一,莫里哀的《伪君子》这部理性驱逐神权时代的讽刺喜剧通过笑来打击恶以纠正时弊,启迪观众在理性的笑闹中透过那些可笑对象的偏执行为与拙劣表现反思自身的劣性与敌人的可怕性;它具有一种“闹后趋静”、“乐极生悲”的艺术伦理效果,在理性透视里渗透着悲戚与阴沉,凸显了真理的相对游移,并使这部理性喜剧跨到了悲剧界限的边缘。

悲剧的控诉与喜剧的揶揄——论中国现代反战小说的两种形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形成潮流的现代反战小说,主要呈现两种形态:一是极力渲染战争残酷性的悲剧形态;二是揶揄战争的喜剧形态。前者以张天翼、周文等为代表,后者以黑炎、孙席珍为代表。这两类小说看似风格迥异,但都从总体上对战争进行了否定,使现代反战文学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从读者反应角度重读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

传统批评家们大都把《欲望号街车》看作女主人公布兰奇的命运悲剧。然而,从读者反应角度解读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不但剧本主角变成男主人公斯坦利,而且整个剧本还呈现出全新的诠释意义,主题从布兰奇的命运悲剧转变成斯坦利的家庭喜剧。读者/观众的阅读空白为新意义的产生提供可能,读者/观众通过情感体验的手段判断自己的道德立场,并最终在感受否定阶段裁决自己的道德倾向。同时,读者反应角度还能映射出田纳西潜意识里对父权制社会的敬畏和对男性主导地位的认同。

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之比较研究

曹禺创作从前期悲剧转入后期喜剧涉及到他的深层精神立场。超越精神是曹禺悲剧的精神立场,实用理性是他喜剧的精神立场,《北京人》作为正剧是两种精神立场冲突的结果。由此可以深入地分析曹禺创作的内在理路,把握曹禺剧作的深层意蕴,并对曹禺创作道路及其所依托的精神传统展开一定的反思。

浅谈唐吉诃德人物形象的性格二重性

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他的性格既具有喜剧性又具有悲剧性因素。喜剧性来自他对周围环境和自身的错误认识,悲剧性来自他那企图改变现实的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和他身上某些美德的毁灭。

论李健吾的喜剧创作

李健吾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代喜剧作家 ,他的喜剧成就建立在性格塑造和世态描摹这两块坚实的基石之上 ;结构精巧、语言俏皮、寓悲于喜、启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