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额交易减排政策对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

随着减排要求日益强烈,排放限制已成为排放依赖型企业生产策略制订的重要约束。基于报童模型分析框架,分别在强制减排政策和限额交易减排政策的约束下,建立了企业期望利润最大化的优化模型。根据两种政策下企业最优产量决策和最大期望收益的比较发现,尽管限额交易减排政策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产量,同时减少排放量,但并未相应地减少企业的期望收益。

美国排污交易制度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酸雨控制的大获成功,使排污交易不仅在美国受到推崇,更被世界各国争相效仿。不过,排污交易制度自在美国诞生以来,就一直面临着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在理论上,排污交易既难以回答反对者对其不合乎道德的追问,也无法消除学者们对国际排污交易导致的发达国家规避或者转移自身减排责任的担忧。在实践中,排污交易在效率、效果和公平性问题上,均受到质疑。这包括其成本收益计算的不准确,减排力度和速度不如直接管制,以及引发的环境公平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此外,排污信用的法律性质问题至今也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环境政策创新:论在中国开征环境税收

在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 ,分析了在中国实施环境税收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剖析了环境税收制度相比于命令 控制型政策、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优势 ,从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了在中国进行环境政策创新 ,开征环境税收的重要意义 ,认为在短期内 ,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制度条件尚不成熟 ,环境政策体系应该采取税费并存逐步过渡到以环境税收为主的方式。

碳税、碳交易与行政命令减排——基于cournot模型的分析

行政命令减排是中国传统的碳减排手段,碳税和碳交易是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实践的两种市场化减排手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三种情形将可能并存。本文借鉴Sartzetakis的分析框架,用cournot模型将这三种减排手段统一起来并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了各种减排手段下的社会总产出、社会总福利、单个厂商的产出以及利润等。研究发现,碳交易在减排方面的作用要高于碳税。行政命令减排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减排的主要手段,如果使用得当,行政命令的效果也可能会优于碳税和碳交易。

新《东京公约》下的国际航空安全立法趋势——兼论其对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与对策

2014年3月至4月间,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参加了修改1963年《东京公约》的外交会议,会后形成的立法成果就是该公约的议定书。其新增了管辖权种类、机上安保员等的具体法律制度,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航空安全立法的新"保护主义"趋势。航空作为自由贸易区航运建设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其自身的运营安全性一直处在首要位置。自由贸易区的航空安全立法需准确定位存在的法律问题,并找到有效的法律对策,则应结合负面清单制,分清机上人员的权限,妥善处理管辖权冲突,以此来应对自由贸易区法治建设的新要求。

排污权交易制度及其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本文从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排污税、直接管制政策的比较入手 ,通过理论分析 ,论述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实现污染控制目标和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方面的优越性以及这一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已具备的条件。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

20世纪初至1930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倚仗日本关东军,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各地海关。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出超的局面在1933年反转,并且入超额出现扩大趋势。伪满政权极力促进所谓的"日满一体化",使得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向对日贸易集中。随着列强的经济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伪满洲国逐渐步入统制贸易之途。

研究宋代中外海上交通及南海的史籍——评杨武泉的《岭外代答校注》

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一书 ,记述了南海及印度洋周围几十个国家的名称、位置、国情与航行路线 ,是研究上述海洋沿岸诸国古代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而杨武泉著的《岭外代答校注》是正确理解《岭外代答》

中国入世的贸易冲击及其区域经济影响研究

入世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影响深远,文章基于1997、2002、2007、2012、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区行业地区层面的截面数据,考察由区域贸易构造的关税冲击对各地制造业就业和产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入世后出口关税降低引致的外需扩张对制造业就业和产值的促进效果随时间递减,影响通过区域贸易向上游传导到本地需求品的提供地;需求冲击对就业和产值的拉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低等和中等技术水平行业;冲击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以中美贸易冲突进行反事实检验发现,重点省份的战略性行业受到较大贸易冲击,产值和就业损失严重。

浅析丝割符制度

1604年,德川幕府实行生丝贸易特许证制度,即丝割符制度,确立了生丝输入———国内市场供给的丝流通体制。幕府的贸易统制,一方面使日本在决定生丝价格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对生丝以外的进口物品价格的统制机能。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研究的最新进展:水质量交易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机制存在缺乏经济激励、监督成本高、实施困难等缺陷。水质量交易机制,通过政府控制排污容量和分配排污权,能够以最小成本实现环保目标。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首先要确定能接受的排污总量,然后按比例将其分配给个体排放者,同时建立合法的水质量交易市场。从国外实践和国内试点研究可见,实施水质量交易能产生很好的环境绩效。

碳定价的政策工具选择争论:一个文献综述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工具选择问题是气候变化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对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了全面的综述,试图梳理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上各种不同主张的分歧所在,为中国碳减排的政策框架制定提供启示。通过对比分析关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工具和新型的基于市场的工具效率的几种不同观点,对处于政策工具选择争论核心的两种市场型工具——碳税和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在经济效率、政治可行性、执行成本、国际合作等方面各自的优劣性进行了重点评论,并讨论了更复杂的复合工具和双轨规制方法的特征。最后探讨了中国碳减排的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并指出了气候变化政策工具选择领域未来的研究重点。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路径选择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实施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使用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探究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和时序特征,部分验证了波特假说"弱"版本。具体如下:命令控制型工具在2016年新一轮"环保风暴"后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工具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呈现作用随年递减的趋势;相较于企业技术引进而言,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大;在市场激励型工具中,碳交易市场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了促进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外部引进方面。②分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的结果呈现出相对的一致性;西部的结果符合波特假说"狭义"版本,即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工业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大。本文创新性地在环境规制中引入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和碳排放交易制度,细化了波特假说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国家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体系进而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用能权交易可以获得经济红利与节能减排的双赢吗?

命令控制和市场机制的环境规制政策,孰能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基于市场的政策能以最低的成本达到环境治理目标,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发展。2016年中国政府开创性地提出了用能权交易政策,这项政策的经济与环境效应还尚未有文献研究。本文利用38个二位数工业分行业数据,分别构造命令控制型和用能权交易型的非参数优化模型,模拟了2006—2020年两种政策下中国工业行业的经济潜力和节能潜力,试图弥补能源经济学中关于能源许可证交易政策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结论是,与命令控制政策相比,用能权交易政策均会带来较高的平均经济潜力和节能潜力。但是,具体到各行业,由于市场主体逐利的本质,部分行业的平均节能潜力会被挤出。因此,在实施用能权交易政策时,必须坚持市场交易为主,政府调控为辅,根据各行业不同的经济潜力和节能潜力设计各行业初始能源配额,利用用能权交易来实现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