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Swift's Satiric Vision in Verses on the Death of Dr. Swift

Up till now only a few papers have been found to analyze the poem Verses on the Death of Dr.Swift.It is really rare seen the author himself has the poetic commentary on his own death.Some information about Swift and some brilliant passages and the language specific in the poem Verses on the Death of Dr.Swift are expounded.Some scholarly researches of the poem in the world are also conceded.

重构“言论”合法性:民国初年报刊与政治关系考析

进入民国以后,对共和政治的厌倦和挫败感弥漫于言论界。对于民国共和的失望,恰恰表明共和依然在读书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以何种方式重塑、再造共和,构成了时人的问题意识。再造共和不仅仅指涉一种政治实践,就报刊史意义而言,更带出了对报馆与国事关系的重新理解。报刊言论所具有的经世功能,固然不断受到质疑、反思,但与此同时,读书人又试图创造新的言论形式、语言风格,重构报刊与共和政治的关系。

高楚芳家世、交友与生平考论

宋末元初,高楚芳聚集贤才佳士编纂宋旧集注《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此本历代翻刻不断,文本文献价值颇高,故其人其书值得关注。通过对现有史料的详细考订,可知其家族自河南迁徙而来,高楚芳一支,经历了“归仙里-泰溪-嘉林-橘山”并落脚。橘山公所结交者朱南山、文天祥、刘辰翁皆爱国名士,鸿儒乡贤;高楚芳所结交者晏镐民、刘自昭、刘将孙,品行亦然。高楚芳耳濡目染,潜心从学,待人处世彰显着厚重的庐陵文化精神。高楚芳虽生不逢时,但其少时学诗,良善执义,后刻书为田,编纂《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有功于时,元明文人继以为学。

早期共产党人与《评论之评论》

《评论之评论》是上海《民国日报》的特别附刊之一,以施存统、沈泽民、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为主要撰稿人,在其存世近一年的时间里,累计刊载时事述评、评论、政论、通信等各类文章250篇左右,对国际局势及帝国主义列强间的角逐纷争、对中国纷乱复杂的内政和外交进行了深度的报道和评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加持,不但宣传了国民革命思想,也保证了该刊革命的、进步的办刊宗旨的贯彻实施,成就了该刊作为近代中国政论周刊的重要新闻价值和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诗教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价值与路径探析

中国古代诗教理论内涵丰富,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儒家认为,诗可以塑造人的思想品德,可以提升人的审美情趣,诗还能培养人的政治能力。这一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诗教对培养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诗教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要能积极吸收古人的经验,在打造经典化文本的基础上,创新教学方法和形式,发挥好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作用,辅以课程思政、第二课堂、校园文化建设。诗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好这一传统,能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更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考及其意义——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中心的考察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是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重要思考成果,因此也是深入了解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必要材料。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实现工业现代化、满足国防与民生需要为建设目标,以家国同心、央地合作的协同体系为建设主体,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现几个同时并举”为建设策略。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指导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而且其体现的方法原则对于当前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田汉现代歌诗中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

田汉现代歌诗的文体发生与发展,不仅寄寓着他从唯美诗人向革命歌者身份的歌性转向现象,还蕴含着左翼歌诗发生、转向的政治诗学问题。而该现象背后,涌动着田汉与当时声音环境体验间颇具现场感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观。一是田汉因其感性直观的艺术家气质,通过诗歌、批评等形式,从情绪感受到歌诗生成显现出“诗人—革命家”的歌性转向现象。二是田汉对歌诗传统的切肤体认,使他在感应革命声音诗学浪潮时,能自觉穿越歌诗形式之辩回到歌诗语言的政治修辞深处,在语言意指与话语实践中释放左翼歌诗语言的政治诗学能量。三是田汉歌诗中歌性形象化的听觉文化转向,融通大众与音乐的诗学观、主体意识、身体政治美学等文化政治意涵,已超出静观诗学范畴在歌诗语言运动中显示意义。因此,田汉现代歌诗在歌性转向、政治修辞、文化政治等层面揭示出革命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象,值得深入探究。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发展。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高校辅导员网络评论特色工作室建设探析

加强高校辅导员网络评论特色工作室建设,其基本思路是:遵循大学生成长规律和网络生活特点,遵循网络传播规律和网络评论特点,有效利用教育短视频的独特功能,切实推动“视评”教育价值发挥。平台建设要遵循三个基本要求:是学生聚集和喜爱的平台,要结合辅导员自身特点和长处,建立专业平台个性化内容输出机制,创设个人品牌。内容建设要紧贴社会热点和教育领域,紧贴大学生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紧贴平台内容需要和社会价值。队伍建设所需人才的知识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内的知识,而是更宽层面、更广领域的社会知识系统集合。

论“陶诗的深度”——对陶诗一个重要特色及其文学影响的考察

陶诗有着独特的“深度”。陶诗影射政治,思想深刻而矛盾,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重世界观念是其具体表现。“陶诗的深度”的形成,既源自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亦师承前代诗人应璩、阮籍之创作经验,更远则源于儒家比兴诗教传统与玄言诗写作风尚,本质上反映了陶渊明的政治处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矛盾思想、纠结心态。“陶诗的深度”自南朝至隋唐被时人普遍漠视,宋代以来,陶渊明其人其诗对政治的关注及其思想的矛盾性、丰富性与超越性才得到发现和推崇。“陶诗的深度”这一判断,从文学规律和艺术影响来看,反映出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思想的必然联系以及意境的创造、含蓄之美等诗歌美学问题,这也是陶诗能够经过时间打磨成为杰出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吴文英词研究

村上哲见作为当代日本词学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中国词学尤其是宋词有着精深研究,并以见解精当、论证科学严谨、视野广阔而深受中日词学研究者推崇。他在夏承焘所推吴文英生卒年(1200—1260)的基础上综合各方观点并从周密与吴文英二人关系推测吴文英生卒年要比夏氏所推晚10年左右;在对吴文英词集版本进行梳理研究后绘制出清晰的词集系谱;以同时代词人词评为基础,兼顾后世评点深入探讨了吴文英对周邦彦词的继承与发展;进一步结合词人所处时代背景和文化追求提出了吴文英词在南宋的地位与清真词在徽宗朝的地位完全对应的看法;再以吴文英的酬赠词为中心考察其交游情况,重点关注他与当时权贵之间的不平等交流。

南社诗人群体的情感建构与政治抒写——以联句活动为中心

南社的联句诗,以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极大地拓展了联句诗的表现领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传统文人唱和的结习,而另一方面则是南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文学社团,与社友对群体身份的自我体认有直接的关系。南社诗人在联句诗中表现的抒情意志的统一、对公共话语体系的介入,及其以诗存史的意识,都显示了这些联句活动是南社诗人群体性质的表征,实有其共同的心理基础,并对南社社团声势的推毂、社员网络的维护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透过参与联句活动的成员彼此间的身份归属,南社内部对于社团凝聚力的消解因素也得以显现出来,又为南社在组织上的稳定运行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凡此种种,都使得联句这一传统的文学形式具有了丰富的现代意涵。

陈师道苏诗师承论辨析

陈师道对于苏轼诗歌“始学刘禹锡”“晩学太白”的看法,在宋代的苏诗评论中广为人知。《后山诗话》在流传过程中虽有散佚,但此论为陈师道所倡应无疑义。对此论断进行深入查考,可以看出,此论虽有不够精密之处,但却是有其事实基础的。这种查考辨析的过程,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苏轼诗歌的发展演变,也可以为古代文学批评材料的使用提供一个具体的范例。

论何焯对苏轼诗的阐释

何焯为清初文史评点和考据大家,惜其对苏轼诗歌的评点散佚严重,国图所藏过录何焯评点本《施注苏诗》一种,保存何焯评点650余条,弥足珍贵。再结合其他存世之何焯苏诗评语,可较为全面地了解其对苏诗的评点和阐释的内容与特色。通过全面梳理可以看出,何焯对苏诗有深入体会,对诗中的政治内涵多有独到阐发,对苏轼的消极思想则予以批评。何焯惯用文章之法解诗,对苏诗的字法、句法、章法、用典、用韵的妙处多有细密评析,对于苏诗“常套”模式亦有关注。何焯论诗坚持唐诗本位,讲求诗歌的“余味”,对苏轼“无味”的作品多有批评,对苏诗的宋诗本色鲜有论及。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侧书”义证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两则学郎诗抄中出现“侧书”一词,学界诸家就其义众说纷纭,有“札书”误写说、“册书”同音说、侧姿说、结体说、写胡语说、握卷写说、反左书说等,但都莫衷一是,不足确证。本文从《侧书》诗的字面本义、情感语境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学郎诗抄的整体面貌和唐代寺学教育的特点进行探究,认为“侧书”一词的所指应当是书于学郎抄本的“侧批”。这些常见的“侧书”不仅反映了学郎们普遍具有畏难心理,同时也体现了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寺学教育中学郎抄经之艰辛。

论《诗经》婚恋诗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诗经》中的婚恋诗,因《诗经》的经学地位,以及政治原因和历史因素,被一些学者进行了政治化、礼制化、具象化的解读,淡化了先民爱情家庭生活中的焦急与渴望、快乐与幸福、悲伤与悔恨的情感因素,不利于当代大学生认识传统的婚恋观,不利于发挥传统婚恋观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新时代,要在继承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婚恋观焕发出新的活力,用来引导和教育当代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陶冶他们的审美情操,培育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高职“乳制品加工技术”课程作业融入思政元素探索

分析了高职《乳制品加工技术》课程作业现状、融入思政元素的作业布置、人文化的评语对思政教育的促进。深入挖掘食品智能加工专业课作业布置的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有效融入食品加工作业中,从而培养出专业技能与时俱进、兼有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的“时代新人”。

钟嵘与沈约:齐梁诗学理论的碰撞与展开

钟嵘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当时的文坛巨匠沈约有关。史传钟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为报"宿憾",钟嵘撰写《诗品》品五言诗,把沈约放在"中品"。文章解析这段公案,论述钟嵘与沈约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名公巨卿与位末名卑、长期沉沦下僚者的关系,一个文坛领袖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关系,更是两个理论巨人的关系。通过对钟嵘与沈约关系的研究,可以清理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发展到齐梁这一历史阶段中出现的观念变化和渗透在观念变化中的个人因素;可以发现感情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感情、同中的异和异中的同是如何胶着纠缠在一起,并且共同推动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前进的。

《诗经》中所见的政治观念--以《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为考察中心

《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透过《诗经》这面文学之镜,尤其是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我们可以洞悉到诗经时代人们所秉持的政治观念,具体包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厌战、礼乐致和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