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楚芳家世、交友与生平考论

宋末元初,高楚芳聚集贤才佳士编纂宋旧集注《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此本历代翻刻不断,文本文献价值颇高,故其人其书值得关注。通过对现有史料的详细考订,可知其家族自河南迁徙而来,高楚芳一支,经历了“归仙里-泰溪-嘉林-橘山”并落脚。橘山公所结交者朱南山、文天祥、刘辰翁皆爱国名士,鸿儒乡贤;高楚芳所结交者晏镐民、刘自昭、刘将孙,品行亦然。高楚芳耳濡目染,潜心从学,待人处世彰显着厚重的庐陵文化精神。高楚芳虽生不逢时,但其少时学诗,良善执义,后刻书为田,编纂《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有功于时,元明文人继以为学。

刘濬《杜诗集评》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评语选录特点考论

作为清代杜诗评点领域之集大成者,刘濬《杜诗集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考索,刘濬编撰《杜诗集评》主要依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同时还参考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宋本杜集。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杜诗集评》大体采用先分体再编年的纂辑方式,使阅者开卷了然。通过精读全本,可以知道刘濬采择15家评论的工作主要从辨证异文、追溯渊源、叙述背景、归纳诗意、探讨诗法、阐发影响六个层面展开,堪称特色鲜明突出。

杜诗评点:被有意搁置了的杜诗学文献——从杜诗学与文学批评史的视阈出发

本文从杜诗学视阈审视杜诗评点的历史定位,突破了传统杜诗研究不将杜诗评点纳入杜诗学著作范畴的偏颇,指出杜诗评点是杜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那些未经整理刻印的杜诗评点本还具有与稿本同等重要的文献价值,进而阐释了杜诗未刊评点所具备的杜诗学意义和承担的文学批评功能。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杜诗评点的文献著录及其观念嬗变--以历代公、私书目为考查对象

杜诗评点是杜诗学史上数量繁夥且独具民族特征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一直以来缺乏必要的关注与系统的梳理。历代公、私书目是著录杜诗评点的主要载体。杜诗评点伴随着杜集定本的形成而逐步发展和兴盛;唐代以来史志书目的杜集著录是杜诗研究的晴雨表,反映了杜诗研究的实际状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虽著录了不少杜诗评点之作,但在具体评判中多持贬抑态度;历代私家书目则相对比较重视杜诗评点著作的采撷,尤其注重杜诗未刊评点的著录。根据公、私目录对杜诗评点的选录标准和著录概况,可以管窥出目录学视阈下历代学者关于杜诗评点的观念嬗变和演进轨迹。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2章1-4节与杜甫诗篇

通过对《以赛亚书》2:1-4和杜甫诗篇这两个不同文本的"跨越"解读,探讨了"和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问题。"和谐"不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止息战争"的"和平"层面,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束,个体的心灵、灵魂层面的升华。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和杜甫诗篇,会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人类追求和平与"和谐观"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层面性。

南京图书馆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考论

南京图书馆所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保存了清初诗人方贞观对于杜诗的批点。其中评语近两万字,总体倾向是贬多于褒,可以纳入明末清初"贬杜论"谱系之中。其圈点形式也很丰富。最有特点的是诗题上所加的数量不等的朱圈,这体现出方氏对杜诗的甄选,相当于一部杜诗选本。综合其圈选、评语看,方氏的观点是对明代格调派杜诗评价的继承和发展。

人际传播:杜诗未刊评点的传播方式

杜诗未刊评点是杜诗学史上具有独特批评形态且文学批评色彩较浓的珍稀文献。与小说、戏曲评点着意于文学传播之商业价值的多向性、大众化传播方式不同,单向性、私人化的人际传播是杜诗未刊评点传播的唯一方式。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父子传播、友朋传播和师生传播等三种主要的传播形态。杜诗未刊评点这种单向性的人际传播具有强化杜诗经典地位、激起学界和收藏界对杜诗未刊评点不断珍视的现实功能。

杜甫的婚姻及其婚姻诗

通过对杜甫婚姻诗及有关史料的综合考察,对杜甫的婚姻进行了相关考证。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应用——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标准,同时判断译文质量的方法也不同。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为评估译文质量提供了方法。笔者借用这一理论,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许渊冲译文和辜鸿铭译文为例,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上分析译文与原文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方面的偏离程度,判断译文质量的高低。

杜诗修辞格的超常运用

作为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伟大诗人,杜甫在运用某些修辞格时,根据思想及艺术表达的需要,突破了人们对这些修辞格传统意义的理解,真正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修辞格主要有求同对比、求异用典、当句对仗、错位比喻、句内顶真等。

严复手批《杜工部集》的批评理念与价值

评点古籍是严复译介西学名著外会通中西、融合古今,进行学术研究和政治探讨的重要方式。华东师大图书馆藏严复手批《杜工部集》(清乾隆五十年郑澐玉勾草堂刻本)熔铸现实,阐发传统,坚持"切己体认"的批评原则;直述"诗贵沉郁"、"文章佳处大抵在虚构"、"诗贵兴象"等诗学观念;注重诗歌创作结构、章法、字法艺术的阐发;秉持公心,客观平议杜诗艺术优势和先天缺陷,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成为近代杜诗评点史上颇具特色的杜诗未刊评本之一。

“天阙”应为“天窥”之误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有"天阙"、"天窥"两种版本之别,孰是孰非,学界迄今仍存争议。对杜甫诗集中共12首五言八行仄韵体诗进行声律、韵律、对仗三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杜甫创作时有着把律诗的格局引入仄韵古体诗的心思,即尽量使用律句,尽力在中间两联使用对仗,尽力不用邻韵。按照这种心思,就应该把这首诗的颈联视为对仗,根据对仗的要求,从字的声调和词性上来权衡,应该是"天窥"而非"天阙"。

“以古文解诗”的内在逻辑——以清初徽州士人杜诗评点中的“古文之法”为例

清初的徽州士人及清中后期的方东树都以"古文"的视角解析杜诗并从中发现了多种"古文之法"。事实上,徽州士人所谓"古文之法"的基本内涵是:局部性地打断句子内部、句与句、章与章之间平顺晓畅的意义关联,从而避免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意脉理论是"以古文解诗"的理论基础:"古文之法"之所以能被引入诗歌,是因为它适应了构建网络型意脉的需要。通过与方东树的对比可知,从"古文之法"中发现"言外之意"是徽州士人"以古文解诗"的特色,而清初杜诗学"赋兼比兴"的学术观念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杜诗引《易》辨证

杜甫的诗千四百余篇,范围广大,凡所征引,及于经史子集,融化其间,了然无痕。如古人所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与言杜诗"。杜诗中所引"六经",俯拾即是,仅《周易》一经,所引近百处之多,及于经、传,旁涉《易林》。考察杜诗对"六经"之一《易经》的征引,对于研究杜甫的儒家思想及科举考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

论明代诗学中辨体与集大成的矛盾——以七子派对待杜甫诗的态度为例

由于诗歌创作发展的自身逻辑以及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明人的诗歌创造能力下降了。以优秀作品为师法对象,集众典范作品之优创造出集大成的作品,是明人尤其是七子派的明确主张。但同时,作为批评家的七子派成员的"辨体意识"日益增强,创作上的集大成要求与批评家的辨体意识相遭遇时,矛盾就产生了。在对待杜诗的问题上,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了出来。

郑善夫与弘、正诗风的新变

郑善夫是活动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一位著名诗人。其诗以气格为主,以悲壮为宗,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当李梦阳、何景明倡导文学复古之时,诗人继承了杜诗的写实精神,创作了诸多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干预时政的优秀作品。这些诗歌成为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积极成果。深入研究郑善夫的思想与创作状况,可以弥补明诗研究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