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警政的滥觞——以清末警察立法梳理为脉络

近代警察制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晚清时期,随着政府试图重整政治经济、改良传统统治方式以及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警察制度开始萌芽。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仿照西方模式创建了近代警察组织,并着手制定相关法律,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警察立法的先河。警政律法在此过程中逐渐起着协调朝野与列强关系及安定社会秩序的磨合和缓冲作用。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民众困苦,加之传统封建制度的固有弊端,警察制度未完全建立,清政府对警察的作用和定位仍处于试探阶段。此外,全国城乡的治安管理仍主要依赖宗法和保甲等地方自治组织,各自为政,难以建立全国统一的警察组织,更未形成以警察基本法为核心的警察律法体系。

清末民国时期拉卜楞寺商业活动刍议

清末民国时期拉卜楞寺的商业活动对于促成当地农牧土特产品与外界各种日用品的交换,促进安多藏区商贸经济的发展,扩大寺院规模以及加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过重要作用。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审制度的变迁述论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编审制度经历了由"编著一体"向"编著分离"的变迁过程。编审制度变迁之目的在于规范编辑职业,增强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制度变迁提高企业绩效。

晚清商务印书馆在近代小说发展中的典范意义

晚清商务印书馆的小说事业实绩卓著,不仅小说产销量第一,还创办了多种小说杂志,聚合了大批小说著译名家;其义利兼顾的小说经营理念,既策应了"小说界革命"的发展,也直接推动了小说市场的繁荣;而其精明灵活的小说营销模式,更是成为近代小说出版机构的成功典范。该馆留下的文化遗产,并不局限于出版众多的小说精品,其在小说稿酬、版权立法等现代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实践,对推动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清末民初的新闻出版法

清末民初的新闻出版法中有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有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报章应守规则》属于越权所立之法,法律规则也不完备。《报馆暂行条规》没有规定法律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之间缺少一一对应关系,不符合法应明确、肯定的要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法律规范。《大清报律》《钦定报律》是符合立法主体和立法程序的法律,《民国暂行报律》属于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越权所立之法,《报纸条例》《修正报纸条例》《出版法》是不符合行政立法程序的行政法规。

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新式教科书的发展

清末“新政”时期 ,各类新式学堂纷纷设立 ,急需适宜的教科书以满足新设课程的需要。商务印书馆应时而起 ,顺应时代潮流 ,荟萃专家学者 ,积极创新 ,编辑出版了一批内容新颖、门类齐全、形式多样的教科书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近代自编新式教科书的进程 ,对新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从蒙学教科书到最新教科书——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从传统蒙学读本向近代教科书转变的过程发生在晚清。一般公认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等人编《蒙学课本》三编,还有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和吴稚晖等创办者编就的《蒙学课本》,是中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新学堂和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教科书的诞生。文明书局20世纪初推出的一套“蒙学教科书”,汲取了西方分科思想,在学科设置上较明显地具有了近代学科意识。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按照学制规程来编辑课文,不论是规模的健全还是编辑的规范性,都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清末民初商事习惯的特点及其与商法的关系——以商事习惯调查报告资料为依据的考察

清末民初各方面力量组织进行了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从留下的调查报告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商事习惯的一些特点,如深受中国社会经济政策和传统文化影响、各地商事习惯千差万别、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重情理而轻责任约束等,也反映出商事制定法与商事习惯之间的种种关系,如商事习惯对制定法的补充作用、两者有相互脱节甚至冲突之处以及相互影响制约等等。

晚清商人体育会的兴起及其对近代体育的影响

通过对晚清商人体育会的兴起及其对近代体育影响进行探讨,发现,商人体育会的兴起是晚清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变动的产物。商人体育会兴起的原因与晚清商人为保护身家财产与自强御侮有直接关系,除此之外,军国民思潮与强身强种观念的影响,重商思潮与商人时代使命感的萌发,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与联合自治思想的觉醒,清末掀起兴办体育会的热潮等,都对商人体育会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商人体育会最初多为商人健身强体的体育社团组织,后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商人准武装团体。其兴起改善了我国千百年来"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对我国近代社会体育的开展和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清末民国工商团体创建新式学堂的实践及特点

作为20世纪上半叶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商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清末商会成立后,形成了以商会为中心的工商团体网络,商会在自身创建新式学堂的同时,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同业团体、旅外商帮等工商团体参与兴学活动,清末民国时期的工商团体创办了数量可观的新式学堂,并呈现出鲜明特点。

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清末“新政”时期,唐文治以朝廷倚重的“干员”身份参与新立商部暨农工商部的商政变革。他通过拟上奏折,借助朝廷推力加强各地实业兴办的筹划和管理;通过促设商会,借助民间结社厚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通过创办实业,借助经济实体的样板作用以开全国风气之先。他的所作所为的时代意义,有助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利权的保护。然而正值自己政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与朝廷作了彻底的“买断”,由此留下一个值得后人探研的课题。

论晚清修律时期的商业立法

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思潮以及清政府试图摆脱统治危机等原因促进了晚清商业立法活动。晚清商业法律的修订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而历经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初步的商业法律体系,促进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业法律现代化的历程,为中国现代商业立法打下了基础,为以后中国商业法律的制订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晚清新式企业创立模式评议

晚清新式企业创立的初始模式是政府主导发起创立和政府发起招商募集创立,清末新政时期私人招商募集创立企业才成为主要方式。洋务企业招商募集过程的股市风潮,促使人们反思企业创立活动中的种种弊端,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政府立法规范公司企业的创立活动。

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的历史考察(1881-1949)

晚清政府在借鉴西方勋章制度的基础上,颁发了《奏定宝星章程》,开了近代中国国家荣誉立法之先河。其后的民国政府颁发了《勋章章程》、《颁给勋章条例》等系列规范,构建了以勋章制度为基本内核的国家荣誉制度。早期中共政权也制定了英模表彰等方面的条例和规范。中国近代以来诸如此类的国家荣誉立法例,为新中国的国家荣誉制度立法和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晚清商战思潮述论:义界与要旨

通过对商战之义界进行归纳与分析,指出商战是以"商"统摄国民经济各领域,与列强的持久竞争与较量。其要旨是以维护民族利益为核心,求生存、求富强的经济保护主义。商战思潮对"商"含义的系统性扩展,特别是对"工"之地位的提升,为后来工业化思想的推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立法进程

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经历了从清末民初的法外生存与制度失序,到北洋政府时期的进入立法与权力规范,再到广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强化与权力转向等发展阶段。校董会制度的教育立法进程受到制度来源、制度试验,以及国家战争、民族主义、教育经费、文化观念、教育权力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遵循着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断裂平衡原则,并借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从民间试验走进国家立法,从制度失序走向制度规范,从制度危机走向制度平衡。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立法进程,实质是政府与学校、社会、教会等多元办学群体的一场教育权力博弈,并在学校所有权与治校权的离合之中,最终完成了校董会权力的合法性转向。

应运而生的“殉路英雄”:“邬纲”传说化的兴起、流变

在清末商办铁路运动的社会背景下,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邬纲被汤寿潜等人为地捧到了"殉路英雄"的高台。在新闻报纸尤其是小说、戏曲等大众媒介的传播、渲染下,邬纲故事迅速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层累积聚,故事化色彩愈来愈浓重,并最终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流传于世,对江浙地区的商办铁路运动高潮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此事从一侧面证明,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同样适用于近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由于在近代史研究中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确存在着层累造史的现象,所以须谨慎视之。另一方面,这项研究也表明,近代铁路史研究应突破以往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等区阈的弊端,拓宽视野,引入社会史和民俗学等坐标系加以考量。

晚清中国“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考析——以辽南安东为典型案例

"约定自开"商埠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埠类型,本身既有"自开"的因素,又有"约定"的成分,似乎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史学界对其属于何种开埠方式,历来争议不断。开埠方式的判定应遵循条约规定与开埠实践相结合的双重标准,由于不平等条约并未明确规定中外在"约定自开"商埠的权利与义务,开埠实践中的主权归属就成为判断其开埠方式的主要依据,可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归属、关税主导权、租界问题三方面入手进行全面考量。安东作为该类商埠的典型代表,是中美商约谈判相互妥协的产物,依照上述标准可判定其开埠方式为"自开"。这为其他"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的判定提供了合理模式,即开埠实践中的主权归属模式。对"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进行考析,可从侧面反映出该类商埠的殖民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