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身体训练哲学的差异与身体训练方法的融合

以中西方文化差异为研究背景,采用文献资料法、推理、归纳、演绎及逻辑分析法,从中西方的自然观和身体观的视角切入,探讨东方"身心一元论"与西方"身心二元论"的特征,从身体哲学视角比较中西方身体训练指导思想的差异。对比近年来国内新引进的训练理论,阐析中国传统的身体训练方法和手段的优势,说明依托西方的现代体育科学理论下的身体训练方法和手段正在不自觉地向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训练方法和手段靠拢、转化、融合。结论: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对身体的认识与训练理念的差别,在西方强势文化主导下竞技体育抑制了中国传统体育训练优势的发挥。近年来,西方所谓的先进训练理念,在中国传统武术和养生中早有运用。发掘和整理中国武术和养生等项目中的训练手段和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竞技体育训练的突破点。在国际语境下,构建中国传统身体训练的理论框架,为现代体育的身体训练贡献力量。

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

中西之间通过接触，能够彼此增进一些文化背景的了解。二者在不同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表达方式中，存在着异中之同。如果不同文化的概念都是不同质的，那也就不存在文化上的比较研究了。一个时代的主导思潮对思想文化的兴衰会起决定作用。中西哲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就其所涉及的领域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都有某种类似或相同之处。

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境迁——始于“体育本质”当代中国发问的思想史考察

聚焦于思维方式境迁,对当代中国“体育本质”重新发问。凝聚体育哲学学者在体育之所“是”与所“在”上的争议,彰显当代体育哲学论战背后的“分析式”与“存在式”2种思维方式的此消彼长。发现:左右体育哲学学者思考的是深匿于概念定义、理论阐释与争议中,以特定哲学理论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其间呈现一条从“西方逻辑”向“中国智慧”迁移与融汇的过程。古典时代的“符合论”、近现代康德之后的英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分别对古希腊竞技理念、当代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并产生西方逻辑下的体育哲学“分析主义—实用主义”“社会学—历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随着西方逻辑的解释乏力与概念困境的出现,中国体育哲学汲取西方体育哲学理论成果并兼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初步形成“知行合一”特色体育哲学的“智慧式”思维方式,进一步促发了对体育学与哲学关系的反思,并形成新的体育哲学概念与理论系统。

试论和合翻译思想的文化底蕴

和合翻译思想渊源于中西方哲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天人合一论"是和合翻译思想的理论基石,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庸之道"是其行为依据;西方文化的心理结构"存在实体说"是和合翻译思想系统科学性的源泉,西方文化的工作机制"四因说"则是其范式构建性的动因。同时,兼容中国人文精神和西方理性分析方法的和合翻译思想亦是中国译论"‘质’中兼‘效’、人文调和"的传统宗旨和西方译论"‘效’中见‘质’、目的协和"的主流主旨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映现。

西语哲:如何被语言研究利用

语言学者可以充分利用西方语言哲学。从西语哲中析出了也将继续析出语言学学科;在破解哲学经典难题过程中发现了更为深刻的新的语言性质;西语哲因为强调新逻辑工具也给语言研究带来了深刻的洞见;从语言涉入哲学使哲学与语言学都深刻起来;西语哲为英汉语对比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哲学对比视角;语言学者顺手可得各种附加营养即工具性理论。以上的利用使语言研究空前地深刻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盘化西”——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拐点”

甲乙两种异质文化相遇相融,大致会有三种结果:一是以乙化甲,二是甲乙并尊或并斥,三是以甲化乙。具体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就是比较研究的三大格式:以西化中,援中入西;中西并尊,或中西并斥;以中化西,援西入中。考察明末以降四百余年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门学问已经来到"全盘化西"的"拐点"上:止步于"以西化中"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中西并尊"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构建"普世哲学"已经没有出路;只有"全盘化西",才是中国哲学之唯一出路。所谓"化西",就是"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所谓"全盘化西",就是"全方位地吃掉"西学",全方位地消化"西学。我们祖先在五千年的长史中,已经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格式系统",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格式系统"去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最终把"西方哲学"变成"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产出"新中国哲学",就象我们曾经拿这个"格式系统"吃掉佛学、消化佛学,最终产出"禅宗"一样。中国当代学人,要拿出"禅师"的勇气与气魄来。我们曾经用八个世纪的时间"全盘化佛",明末以降中西哲学之较量,已历四个世纪,再用四百年,我们还是有机会用中华"格式系统"吃掉、消化"西方哲学",开启中华文明的新时代!

反思“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 ,寻求生存与发展新理念的重要课题。这种研究的主题与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表面地讨论“中西哲学”知识性的“异同”或“相通” ,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哲学”各自的性质、特点、个性及其“长短” ;发现与评价“中西哲学”各自的人类性意义与价值 ;寻求创造人类新哲学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源。

西方哲学底本中的Being问题

中西哲学各有自己的传统,它们今后的发展虽然会相互影响,但是传统仍然是它们各自发展的底本。所谓"底本",是历史上形成的哲学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察它的特征:语言的特征、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的方向和表述方式,以及围绕着哲学问题的争论而产生的哲学分支或流派。通过重论述Being与西方哲学的形态特征,并结合评述杨国荣先生的哲学成果,可期为总结中国哲学形态总结做准备。

从比较到创新——寻求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突破口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后,却遇到了两种哲学不可比的尴尬。面对这一形势,我们不应当拘泥于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应重新思考中国哲学的形态和内容,开展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新一轮的研究不是从文本上而是深入到从事哲学的不同方式上进行考察和研究,研究的结果不仅在于揭示中国哲学的特殊形态和特色,而是通过这样的比较,对中西哲学给出一致性的说明,并期望着哲学观念的更新,从而为中西哲学比较乃至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开辟道路。

中西哲学范式比较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中西哲学范式的比较研究和平等对话是中西哲学研究在目前取得真正进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从哲学范式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看,中西哲学的范式比较可以赋予中西哲学以各自相对平等的地位,从而为中西哲学比较提供了可资比较的前提和基础;从哲学范式所具有的内在性和超越性来看,中西哲学的范式比较可以为深刻揭示各自哲学原创建构的历史特点、发展规律及其理论和方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哲学范式所具有的整体性和强烈地问题意识来看,中西哲学的范式比较可以从根本上克服特征的一般比较的局限性,为深刻揭示中西哲学之所以不同的深层原因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狄德罗与中国哲学

在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狄德罗提出了"中国人有两只眼而西方人只有一只眼"的著名论断和很多富有新意的独到见解。他把伏羲比作"中国的赫尔墨斯或俄尔甫斯",肯定孔子学说教人"爱真理,爱美德"、"品行端正地接人待物",但却认为"很难确定孔夫子就是中国的苏格拉底或阿拉克萨哥拉";他赞扬中国人智理深邃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认为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并不逊于西方哲学,理学著述与斯宾诺莎的著作一样对西方学者的思维能力具有挑战性;他肯定中国哲人把善意与道德的科学放在一切科学的首位,并预言这一原则有朝一日会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一论述成为他的中国哲学观最突出的闪光点。

明末以降中外学者“以中化西”之努力

"以中化西"是明末"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四大批评格式之一。"五四"前后,"以西化中"格式获得单独发展、一家独大之机会;庚辰(2000)前后,"中西并尊"与"普世哲学"格式又渐获发展;唯独"以中化西"格式却没有得以发展。故当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首要任务,就是壮大此格式,发展此格式,最终达成以中国哲学之格式系统消化西方哲学之目标。

关于中西方生态文化思想的对话

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出发,追问和梳理中国古代哲学对当代学者的人文观的影响;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思维方式以及个体因素等的差异,在对待一些基本的哲学概念、哲学家、文化及社会现象等方面的看法,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对于人类生态文明的目标追寻是一致的,对话也是在此基础上诚挚展开。

后现代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内在紧张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思想碰撞 ,在传统性、现代性、现代西学、当代科学哲学价值论、宗教哲学问题、艺术哲学问题等多方面 ,产生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和震荡。这种前沿思想话语交锋的结果 ,使学界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看清楚了西方哲学精神的变革和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 ,在消除话语对抗中获得话语对话的新空间 ,并进而使得当代学术思想史向新的维度延伸。

关于哲学的开端问题

哲学的开端与哲学史的开端不同,哲学史的开端是学术史的问题;追问哲学的开端是追问哲学这门学问本身的根据。开端与根据相关,是因为开端总是一种设定,它规定着一门学问的对象、方法等。哲学没有特定的对象,其方法也不定于一格,这不是说哲学本身没有设定,而是哲学在其开端处的设定是最少的。作为常常为其他学科提供设定的哲学,其自身的设定又必须是最可靠的。对自身根据的追问是哲学这门学问的尊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其各自传统出发对自身根据不断挖掘的历史。哲学的最终根据是唯一的,中西哲学在这里会面。哲学就是一再从生活的各种角度追问其最终根据,又将这个最终根据作为开端贯彻到生活中的活动。

结束依傍,探根寻源

一百多年前就有了第一部冠以“中国哲学史”名称的著作,至今各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已不可胜数,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虑。这一疑虑竟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哲学本身有望在此得到深入发展。摒弃传统“学案”,转向“哲学史”,这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要求,它决不仅是要求从古汉语到白话的表述方面的转变,更蕴含着学术观念的更新。前辈学者正是出于对新观念的追求而依傍了西方哲学,而依傍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入了解的过程,最终,依傍上了西方哲学的所谓“本体论”。这是依傍的必然归宿,因为,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精华和核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最终标准。也正是因为到了这个地步,作为依傍西方哲学而产生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原来中国传统学术中并不存在本体论那种形态的哲学,对本体论的勉强依傍,势必掩盖中国哲学的真实面目。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促使人们思考:哲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西方哲学是不断追求事物普遍真理的学问,中国古人也不乏对自然、人事的深入追问。亘古不变的哲学精神或许在于它不绝的探索精神。与其他一切学科相比,哲学的原初设定应当是:其包容范围最广,且孕育着各种思想活动方法的可能。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形态上的差别归根结底是它们各自原初设定的差别。在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中,呈现出了对哲学原初起点的探寻的课题。这种探寻不仅有助于论证中国哲学之为哲学,也有助于哲学本身通过观念的更新在我们的时代得到新的发展。

先秦名学问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再讨论——从曹峰教授的名学研究出发

先秦名学是学界一直很重视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初以来,这一方面已积累了众多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曹峰教授在研究进路和方法上做出重要调整,为理解名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由此出发,可以对先秦名学的诸多关键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包括“名”的类型、理论角色及其现实功能等,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对理解名学至为重要,并且也有助于理解诸子的相关思想。围绕于此,也有必要对研究方法的情况做出再讨论,尤其是“以西释中”和“以后释前”这两种做法,其影响已不限于名学研究,在更大范围上乃关系到中国哲学研究,深入讨论之,也是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和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以教材建设为起点,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在研究方法上,摆脱了以往僵硬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解较之以往更为深刻。当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何准确理解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对历史上的思想家说过的话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据现代价值尺度来体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恰当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尤须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中西方高等职业教育模式比较研究及启示

由于经济发展环境、教育思想观念不同,因此中西方高等职业教育模式也存在差异。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应学习借鉴西方高等职业教育模式的长处,改变传统的教育思想,加强政策的导向作用,拓宽资金渠道,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大力建设"双师型"结构教师队伍,按职业岗位、生产过程构建课程体系,努力实现高等职业教育模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