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与补偿方式选择——基于全国11省(区)1012份农户问卷调查

引导农户根据自身情况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权,有助于推进以适度规模化生产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经营。基于全国11个省(区)18个县区的1012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农户代际差异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和退出补偿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代际农户在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老一代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低,而新生代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则较高;大多数农户都会选择“以承包地换现金补偿”的退出补偿方式,但不同代际农户在其他退出补偿方式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新生代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以承包地换城镇住房就业”,而老一代农户和中生代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以承包地换社保或股份”的退出补偿方式。因此,优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当前的退出模式,还应考虑不同代际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差异,并构建差异化的退出补偿机制,使不同群体农户退出土地承包权之后都有合理的价值预期,从而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目的】探究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718个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ESRM),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结果】基于“反事实”假设,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若没有选择退出,家庭年均总收入会下降41.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增收;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对东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最高,对新生代农户的增收效应相比于老一代更强。【结论】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并为具备离农条件农民提供土地权利价值的实现通道。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实施困境及法治进路

在农地二轮承包期满再延长30年的关键时期,立足于法律政策文本和试点实践,廓清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规范机理及实施路径,加快构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的法治运行制度体系意义重大且迫切。对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补偿具有历史、规范和现实依据。然而,试点实践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依然缺乏完备的法治保障,补偿主体、方式及标准亟待规范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不同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更不同于土地征收,其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因此,不能简单参照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或土地征收补偿的运行逻辑来建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补偿机制。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法治完善及制度落实,需要坚持公私协同治理理念,着力于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利益补偿机制、构建灵活多样的货币补偿模式、建立“政府引导+村民自治”的补偿标准确立程序。

主体权益下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的反思与重构

耕地及其转化的非耕地同为土地的社会化利用方式,二者的多功能价值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所以,在人类劳动的作用下,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的实质,是土地的多功能价值在其不同社会化利用方式及服务主体之间的相互转移或转化,并没有完全损失(甚至出现增值),也无需全部补偿。但是,由于人类对耕地多功能价值和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认识的局限性和不足,造成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评估理论和方法存在缺陷,导致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出现重复评估或低估等问题,致使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的实践严重背离其客观真实,极大损伤相关利益主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最终使耕地保护政策存在缺憾而执行不力。为此,论文基于主体权益保护,采用文献研究和演绎推理等研究方法,从认识耕地及其转化的非耕地的多功能价值入手,分析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的客观真实,剖析现有耕地非农化价值补偿的评估理论与方法以及实践所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提出完善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同时基于耕地天然具有服务于宏观主体的公共物品属性,提出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分配所应坚持的服务主体原则、生存发展原则和监管使用原则,并构建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的分配机制。其目的在于阐释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并不完全等于耕地多功能价值,阐明主体权益下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重构的意义,以强化各耕地保护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保障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及分配的公平性,激发各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对耕地的有效保护。

《农村土地承包法》与已婚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障——基于石家庄地区妇女回娘家索要承包地案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解剖石家庄地区部分村庄已婚妇女回娘家索要承包地的案例发现,很多妇女是出于对自家经济状况的考虑而不是从维护权利的角度出发决定自己是否从娘家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不发达是阻碍已婚妇女维护自己土地权利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的村庄的舆论、传统习惯也对已婚妇女能否维护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利产生重要影响。由于观念改变、移风易俗和市场培育都是漫长的工程,因此,维护已婚妇女的土地权益还需要制度的创新。

征地补偿款分配权的法律保障

征地补偿款分配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承租方参与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基础。现行法律虽未对该权利做出明确规定,但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可分性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承租方受偿途径的单一性是其实践支撑。承租方征地补偿款分配权的实现存在征地补偿范围不合理、征地补偿款分配难落实等问题。在三权分置的农地权利配置尚未完成之时,应从调整对承租方的损失补偿范围入手,通过妥善保障承租方征收参与权、严格落实征地补偿款"二次分配"的方式予以解决。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制度之构建——基于类型化分析之框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为其成为一项独立征收客体,并能获得征收补偿提供了正当性理论基础。然而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理念是建立在债权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之上的,忽视对失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单独进行相应的补偿,这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并受其强烈冲击造成了现行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憾和系统性缺陷。因此,急需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进行制度化构建。

农村土地内部产权关系解构下的征地补偿标准研究

通过对农村土地内部产权关系进行解构,将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构成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两部分,并界定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取得和灭失条件。现行的征地补偿政策没有针对征地时涉及户内各成员享有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情况做出相应的补偿,这种补偿方式存在承包权补偿无依据,经营权补偿无科学的确定方法等问题,因此,科学的征地补偿标准,要对因征地而造成权利人受损的各项权利充分的补偿。通过研究提出了5种对下轮承包权的补偿方法,针对现金补偿的情况,又提出了收益还原法和年产值倍数法两种具体计算方式,对于经营权的补偿采用年产值倍数法,且补偿倍数与剩余承包年限相挂钩。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

在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下,失地农民的权益得不到维护,为此应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独立征收客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农村特有的土地权利结构以及土地征收行为性质的转变,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互换、转包、出租及入股等流转形式,征收时应予区分并准确确定征收补偿的对象。

农民土地权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农民权益实现的根本在于农民的土地权利。保障农民权益的实现首先要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由农民自主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代理农民掌握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所有权归属尚难确定条件下,切实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侵犯。在征地时,只有在“公共利益需要”时政府才是征地主体,非公共利益需要征地,政府不能直接插手,只起管理监督作用。征地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要充分考虑到级差地租Ⅱ,借鉴国外经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制度构建——基于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之理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一项独立征收客体,获得征收补偿提供正当性理论基础,然而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构造的理念是建立在债权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上,忽视对失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单独进行相应的补偿,这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并受其强烈冲击引发了现行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憾,亟须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进行制度化构建。

合同纠纷案件程序处理与实体处理的实证研究

一个合同纠纷诉讼后,办案法官和代理律师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通过对原告、被告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初步审查,找出案件结案的合法性、合理性路径——是选择用程序处理路径还是选择用实体审理路径结案,这既体现了诉讼成本的高低、案件质量效果的优劣和办案效率的高低,也体现了办案法官和代理律师的专业功底和办案智慧。选用的两个经典案例,对类似案件的程序处理与实体处理的选择路径做出了系统的法理和实证分析。

农户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公平性缺失与变革

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户的土地权益主要包括成员权与承包经营权,而这两者都难以保障农户公平性补偿机制的实现。在西方国家,征地补偿在立法原则、具体规则及司法实践中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必须以私人利益获得充分补偿为前提。包括"平度案"在内的征地纠纷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在于追求公共利益名义下的巨大商业利益分配不公,农户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农户土地征收补偿机制亟需进行公平性变革。结合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应该明确并强化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补偿标准应该考虑到征地后的土地开发收益;改革现有成员权的权利结构,农户应该联合组成独立于村委会甚至政府的特定机构与开发商直接进行补偿协商。

一起征地补偿款纠纷带来的法律思考

承包地被征收而补偿的65万元发放到农户手中,还未发挥经济效用,就引起了一桩女儿告父亲的官司,围绕着款项的分割各执已见。承包地征收中农户与集体间就补偿款产生的纠纷在明确的法律规定下日趋减少,而农户家庭内部成员对于款项的分割又成了新时期诉讼的热点,能分还是不能分?谁有资格分?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实质就是对准共有财产的分割,在法律没有明确时可参照物权法关于共有的规定,但还是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浅谈合同撤销权行使后的法律后果

根据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合同撤销权行使的后果有两种: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返还财产这一措施存在欠缺,应把恢复原状作为合同撤销权行使后的措施之一;在赔偿损失上,要根据具体情形进行不同处理。

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愿、补偿诉求及政策建议

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乡村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实现农村土地要素合理配置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实现农民财产权的必然路径。对安徽省蚌埠市和阜阳市393个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愿和补偿诉求进行调研的结果表明,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总体意愿不强,不同特征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愿差异较为显著。在愿意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中,对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方式的选择及获得补偿的方式、标准和时间等的选择均存在差异。结合调查,应从充分尊重农户意愿、设计退出政策、构建多元退出补偿机制及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着力推进农户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法理辨析与裁判规则——对赵某诉何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评析

关于违约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的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正反两方面观点争锋相对,反对者以合同严守原则为理据,突出秩序维护,支持者则从经济利益出发,追求效率至上。笔者认为,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与合同严守原则并不矛盾,反而能更好的实现合同法自由、公平、秩序、效率价值在个案上的有机统一。但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绝不是无条件的、任意的,相反是严格的、谨慎的,应从适用条件、行使方式、违约责任承担、守约方利益保护等方面加以严格规范。当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守约方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时,人民法院应在判定违约方主观形态,审查合同履行客观条件基础上,综合考虑合同目的、履行意愿、社会成本、利益衡量、损失填补等因素,在继续履行与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之间作出判断,依法裁判合同是否解除。

“三权分置”制度下农村大学生土地权益保障研究

因户口、职业、经常居住地非农化以及集体义务难以履行等原因,农村大学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受到质疑甚至否定,导致其土地权益易被侵害。调查结果表明,在“两权分离”制度下,农村女大学生上大学前未分得承包地的比例高于男大学生,农村男大学生上大学后土地权益受侵害与户口迁移正相关,农村女大学生上大学后土地权益受侵害与年龄正相关,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大学生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可能性较高。在“三权分置”制度下,应明确在校农村大学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农户家庭成员”身份,即在校农村大学生应与其他村民平等地享有分得承包地的权利、平等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种收益,并与其他家庭成员平等地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在承包期内(包括延长期),无论农村大学生的身份怎样变化,只要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发包方都不能强制收回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确地到人、确权到人”,切实保障农村大学生流转土地经营权后获得应有收益,并充分保障上大学前未分得承包地的农村大学生的合法土地权益。

浅析构皮滩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成效与创新

移民安置妥善与否关系到库区与安置区社会稳定和水电站正常运行及综合效益的发挥。构皮滩水电站库区地方政府在实施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创新实践,坚持以土为本、大分散、小集中的移民安置模式,妥善解决了后靠移民户和留居农户线上土地调整,库周线上零星留居农户出行难,婚嫁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补偿等问题,顺利地完成了移民安置任务。结合构皮滩水电站库区的移民工作实践,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中应关注和积极应对的敏感问题,以及如何切实维护移民合法权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以为有关部门参考和借鉴。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研究论析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涵盖土地承包权和承包土地经营权,退出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土地承包权退出政策出台晚,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退出研究与实践开始早,多种退出方式并存,退出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但随着退出条件变化而明显增强,农户协商补偿机制、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补偿和社保补偿机制、土地经营权退出补偿中的市场机制和补偿资金组织等研究较多,但取得令人信服结论尚有差距.做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区域规划,加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推-拉机制研究,建立土地承包权和承包土地经营权分层退出机制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