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理论关照、政策检视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以数据利用为核心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其创造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快速向农业农村渗透,推动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主动选择,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农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具有数字经济普惠的时代观、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观、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主体观的理论关照。检视“央地”政策文本发现,政策层面呈现出发文波动性递增、政策文本类型趋同的路径依赖,地方实践则具化为政策因应、内容体系、执行手段、制度适配等维度的局限。鉴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性”必要,应以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数字经济形态属性、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为考究,塑造激励性与包容性、基础性与适度性、优先性与多元性的融合发展理念。以此为指引,一方面要通过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体系、完善农村经济数据规则与风险管理规范,多维度构建以政府支持为基本原则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应灵活运用数据要素与数字金融平台,改革现存金融体制,多层次营造释放农业领域数字化活力的市场环境。

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桎梏与实现路径——基于“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理论框架

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立足乡村资源的特殊产权结构,构建“三有”理论框架分析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桎梏和实现路径。结果表明:在促进城乡要素流动过程中,“有效市场”暗含的理论要求为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乡村资源要素需要形成市场价格;“有为政府”的功能为顶层设计,重点是深化农村改革与制度供给;“有能集体”的功能为基层创新,重点是组织治理、新业态发展与新平台构建。对城乡市场了解不充分和特色资源挖掘不够,乡村资源要素的市场化、平等化改革不彻底,以及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与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不全是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桎梏。据此,建议提高对城乡市场了解和特色资源挖掘,实现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要素稀缺程度;以界定权利、丰富权能、保护权益为核心推进乡村要素市场化平等化改革,为要素价格形成地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不断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为要素价格形成地做好基层创新。

企业IT能力对抑制渠道投机的影响——以关系型治理为核心的概念模型

在渠道管理中广泛的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这使得企业传统的基于关系的渠道治理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企业的信息技术能力能否降低渠道投机行为,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在对现有文献概括与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企业信息技术能力对渠道关系型治理影响的研究框架以及相关若干命题。

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分析

保护和发展我国民间传统文化,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由于受到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冲击,民间传统文化呈现边缘化、娱乐化、工具化的趋势,同时面临能否持续发展的难题。在加强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大环境和群众对民间传统文化热情回归的背景下,政府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管理角色,做好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人;通过转变管理方式,培养文化自觉;积极引导市场,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实现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民间金融监管的“马歇尔困局”

在民间金融市场中,利率形成机制不畅导致高利贷盛行,融资行为具有典型的投机性和庞氏融资特征,交易合约的成立和执行具有典型的"圈层社会"特征,这些因素导致民间金融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需要国家干预以恢复市场效率。然而,现有的监管制度偏离了民间金融风险特质、高涨的民间融资需求和投资人法益保护,与社会认同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致使监管失灵。只有以商事性民间金融交易行为为监管界限,合理保护适度的融资自由,建立差别化的市场准入制度,将高利贷纳入刑法制裁,完善风险监管配套制度,才能矫正双重失灵现象。

我国新闻传媒市场竞争二元性探析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当前中国新闻传媒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条件,由于中国新闻传媒的特殊性,目前中国新闻传媒的市场身份兼备经济和政治的二元内核,它是"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双法人"主体。这种"双法人"主体身份的获得缘自中国新闻体制变革中国家主导下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它通过我国新闻传媒社会主义影响力经济市场竞争"义"、"利"的二元取向体现出来。

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激发“十四五”时期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鉴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激发所面临的约束,包括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困境”与“低效率”约束、民营企业的“竞争中性缺失”与“市场歧视”约束以及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和“金融支持不足”约束;要解决这些约束,需要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则,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法律保障,健全金融支持体系;利用市场与政府的互补协同,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实现创新发展。

中国民间投资国际拓展的新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间投资国际拓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民间投资主体如何把握机遇,在国际市场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国内政府相保障、民间自主拓展"的新思路。

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的政府定位与制度建构

从理论上说,政府在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的定位是促进融资主体、行业组织和商业银行等治理功能的发挥。我国政府在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存在异位现象,无法有效促进其他主体发挥市场治理的功能。这与法律对政府权力约束不够相关,也与法律对其他市场治理主体的权利保障不力相关。促进政府角色回归需要在制度上加强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并以此理顺政府与其他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主体的关系。

以色列农业科技推广和管理体系建设及其启示

以色列是政府主导型农村科技推广与管理体系的成功案例,在其农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色列农业科技体系包括科研、推广、教育及对外科技交流等组织和相应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研究分析了以色列农业科技推广与管理体系的构成、功能和在农业科技创新与发展中的作用,进而揭示了以色列农业科技推广和管理体系的特点:体系运转以政府为主导、工作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体系功能以技术实践为重点。以色列农业科技体系同时也是多元化的,社会和民间力量也参与其中,各类参与主体分工协作,满足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以色列农业科技体系的组织和运行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较好地克服了政府主导型科技事业可能的低效。

论清乾隆官窑瓷“次色变价”与瓷艺大发展

"次色变价"的制度化是清乾隆御厂的重要革新之一。在"次色变价"制度下,乾隆瓷业出现了"官民竞市"的兴盛格局,促进了瓷艺大发展。在"次色变价"推动下,乾隆瓷艺呈现出官民窑瓷艺风格趋同和创新求变等特色。

迈向元治理: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教育治理模式比较——基于对中国、美国和芬兰的考察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是世界各国增强教育竞争力、提升国民素质的共同行动。中国、美国和芬兰三个国家作为改革的典型代表,其治理模式的不同也导致了三种改革方式在各自国家中的认可接受度不同。中国的层级治理模式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执行中路径清晰且推广迅速,但部分行动者的象征性执行以及对改革的潜在抵制导致政策执行阻滞;美国的市场治理模式在企业为主、自下而上的主动生发过程中充满创新与活力,但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承诺且带有逐利性;芬兰的网络治理模式通过上下互动、信任与协作,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能动作用以增进改革共识,但其有效性依赖社会的高信任度文化和主体间的信任支撑,故而具有较高的协调难度和时间成本,且过程管理中存在不足。元治理作为层级、市场和网络治理的混合体,可以结合三种治理模式的优势、克服单一治理模式的缺陷,并确保政府的指挥和控制权,因此,本文提出将元治理作为我国未来核心素养导向下教育治理中可考虑的一种理想模式,以推进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的有效落实。

大企业竞争力的“双能力”理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大企业竞争力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应对政府的能力,二是应对市场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大企业竞争力的"双能力"。企业为了获取竞争力,必须把自己拥有的资源分配给两种能力,而这个分配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经济中存在着一个真实的比例,该比例会因为不同行业的产业特性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而不同,而该比例在国家间的差异又影响到了国家竞争力。企业只有按照该真实比例去分配资源才能获得它所能达到的最大竞争力。但企业却无法准确获知该比例,只有依据自身经验去判断和估计,这就造成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另外,企业自身的产权结构、管理制度等因素会影响企业获取两种能力的难易程度,从而对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最后,在"双能力"的框架下,本文对企业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政府如何提升国家竞争力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