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信访与法治的中国路径--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背景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我国当前治国理念之表达,也是促使法学界重新审视法治的中国路径之契机。而涉诉信访就是我们在探究法治的中国路径时所必须正视的一个典型问题。它是我国一段时期以来诉权与司法权之间的扭曲关系、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制度设计、诉讼审判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纠缠不清之状况的反映和产物。应借助和谐社会的理念,对涉诉信访这一中国的特有制度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将其整合为我国法治进程中更为积极和谐的因素,促使诉权与司法权形成良性互动,诉讼审判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得益彰,彼此促进,把强调实体正义与追求程序正义有机地统合协调起来。

论法治视域下涉诉信访与司法救济的关系

涉诉信访作为一类针对法院诉讼活动的特殊信访,已逐渐发展成为司法救济的"再救济"途径。导致涉诉信访泛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司法救济不力。不容否认,涉诉信访在监督司法救济方面存在积极作用。但长远来看,现有的涉诉信访将严重折损司法权威,不利于司法救济的法治化建设。重构涉诉信访与司法救济的关系不仅需要涉诉信访与司法救济的改革互动,也需要一系列制度的配套调整。其中改革的核心点在于提升司法救济的权威与转变涉诉信访的功能。

权利救济·司法理念·公民信访权——对涉诉信访的三维分析

涉诉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现代司法制度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这导致涉诉信访的实践陷入困境,并影响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由此应该以司法主体性理念为基础,通过将公民信访权进行法律定型,围绕公民信访权重建涉诉信访制度。虽然信访并不能解决所有信访者的问题,甚至实践中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但是信访最大功效在于公民借此获得权利救济的可能。如果信访得到最高司法机关的关注甚而实现受损权利的修复,则更可能使得信访者重新产生或增加对司法的尊重。

试析涉诉信访的社会矛盾化解能力

涉诉信访作为当代中国一项特有的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被视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渠道。但是,涉诉信访处理纠纷和提供救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很难成为化解矛盾的手段,而极可能成为产生问题的途径,使"诉"与"访"形成循环,导致矛盾不断升级。

当前涉法信访的困境及其克服

在法制建设进程中,涉法信访成为法治进程的强大阻滞力量,要实现法治就必须解决涉法信访的困境问题。而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树立司法的最终裁判权威,应当是中国信访走出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我们应深化信访体制改革,完善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从而为民主法制建设的畅通提供必要的积极条件。

新媒体视域下涉诉信访的异化与重生

新媒体传播平台的特殊性及表达手段的新颖性,使得涉诉信访原本承载的司法监督、权利救济、社会维稳等功能并未随之放大,反而滋生出一系列问题。在明晰涉诉信访功能异化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唯有建立信访人的心理研判机制和疏导机制,加强对恶意信访的防范及网络舆情的监测、评估,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对接机制,涉诉信访的功能价值方可实现归复。

社会转型时期涉诉信访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均发生剧烈变化,导致社会矛盾凸显。此背景下的涉诉信访数量多、处理难度大,当事人往往提出不切实际的诉求,缠访、闹访时有发生。诉前信访和诉中信访以及交办、督办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办案压力不断增加,同时出现涉诉信访者有组织和"专业化"的倾向,也加大了案件化解难度。深刻反思,涉诉信访处理过程中程序提起的多向性、处理结果的非正当性和案件处理的反复性是造成涉诉信访解决困局的主要症结所在。有鉴于此,从涉诉信访处置的入口、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严格贯彻诉访分离机制,按照诉权逻辑、依照法律规定和遵循司法规律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涉诉信访困境及破解思路

涉诉信访是我国目前极具争议的制度,涵盖了民意表达、监督司法、解决纠纷等多项功能,通过对涉诉信访制度成因及其制度困境的分析和考察,提出了以"法治化"破解涉诉信访困境的基本思路。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涉法涉诉信访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权利行为,之所以"问题化",甚至冲击司法机关的权威,确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包括政法文化传统对形式理性的排斥、民间法文化的深刻影响、实用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等等。探析这些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之策,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涉诉信访的程序性设计

涉诉信访的程序性设计包括诉讼性和非诉讼性程序设计两方面。涉诉信访作为信访的最主要方式,其程序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能为法治建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更在于通过这种程序性设计,使民众与行政司法人员形成一种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实现进行意识积累。

司法危机下涉诉信访若干问题再检视

自涉诉信访命题被提出来之后受到高度重视。涉诉信访区别于一般的行政信访和涉法信访,有着自身特点,其产生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深刻的社会原因。涉诉信访的产生和高发是实用功能主义司法的需要,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对司法权产生了某种侵蚀,消耗司法权威。涉诉信访在传统司法程序外构建一套化解与终结程序是无奈之举,目前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妥善处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在保证法院独立性下涉诉信访如何终结需要研究。

涉诉信访与司法的博弈与平衡

涉诉信访作为信访的一种,不仅具备信访的一般特征,还因其与诉讼的关联而与法治息息相关。涉诉信访往往具备一定程度的正义、效率、秩序的价值,在司法存在制度不完善、成本较高、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升、司法权威尚未建立等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涉诉信访"长盛不衰"。在积极推进法治化的当今社会,其与司法存在逻辑、理论上的不同,对司法的正当程序、司法权威形成了挑战。因此,必须规范信访制度,通过处理涉诉信访科学化、建立联动机制等方式平衡司法与涉诉信访的关系。

涉诉信访的“问题化”逻辑与治理之道

涉诉信访在当下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关涉政治大局、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因此成为全社会的攻关对象。但是,直观地将涉诉信访问题看作主要是司法部门自身问题产物的观点是不周延的,也不利于寻求有效的对策以应对之。对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应采取系统论的分析进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机构系统化处理社会纠纷流程的实证分析中去发现涉诉信访问题的真相:信访问题不过是弱势群体民生困境的制度性反射。因此,应以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应对涉诉信访问题。

我国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建构

多年来,涉诉信访工作由于缺乏终结处理机制,重复上访、无限申诉上访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乃 至影响到社会和谐和国家权威。研究表明,涉诉信访在法律转型时期存在着悖论,虽然在目前无法废止信访制度,但是 我们可以在具体的个案涉诉信访领域有所突破,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从而规范涉诉信访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