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文艺复兴与中国气派:20世纪“民族形式”话语的源起与旨归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一直有在救亡、启蒙与复兴的三重视野下言说中国问题的愿望。与胡适等人“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相对应,20世纪30年代后左翼文艺界以“新启蒙运动”“第三次文学革命”“无产阶级文艺复兴”“民族形式”等多重话语,重估五四文学革命以及文艺大众化运动,构筑了现代中国民族文艺复兴的复线结构。作为“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之一,“民族形式”讨论提供了政治话语、大众话语与知识者话语共同发声、彼此交锋的空间。借助语言运动与民族形式创造的相互促进,“民族形式”讨论把大众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在反思欧化文艺的基础上,吸纳多重传统形式源泉,促进了中国文化“转换性创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开辟了文艺革命化与中国化有机结合的道路。

论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

研究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汉语的变革史。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决不是文学形式对文学语言一边倒的简单顺应,而是文学不断以自身语言的"文学性"推动了现代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从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关系的角度,能够观察和揭示白话文运动到底以何种方式,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文学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如何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形式的基本走向以及文学形式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状况和特征,从而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

语言演变及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但研究者在关注文体的演化盛衰时,却常常忽视对于文体演变之可能与必要的考察,故而文学史书写在最为基础的层面上却最缺乏历史感。韵律单位、词汇与语法结构的演化是文学语言演化的主要呈现方式,"文体代兴"的可能以及特定文体的兴衰存续由此而定。语体作为话语交际是标志距离的产物,既能展现共时与历时的古今差异,亦能兼顾文体成形的外缘与内因,在"文体代兴"之必要的分析上,是较功能与风格概念更为适切的概念。语体完形是话语交际的必然要求,也是文体演化的内在动力。

《文章流别集》与挚虞的文体观念

根据现存文献并参照《文选》对文体的分类,挚虞《文章流别集》所收作品之文体,可考的有赋、诗、七、设论、颂、符命、史述、箴、铭、诔、哀(含哀辞、哀策)、碑、图谶等十三类。作为西晋时期总结前代文学的重要成果,《文章流别集》的出现,既是对汉魏文学遗产的总结,也是对汉魏文学传统的批评。《文章流别集》的主要成就在于裒集众作,区判文体,追溯源流,辨析风格,其开创体例的意义尤为重大。

论网络文学的文体学创新

从文学文体学角度对网络文学的文体学创新进行研究,认为网络文学的文体创新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体裁创新、语体创新和风格创新。三者共同构成了网络文学较之传统文学不同的文体特征。它们赋予网络文学以生机,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汉代拟作的文体意义

拟作是汉代文体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拟作是一个尊体与破体相互交织的过程,汉代的诸多文体常常是在拟作中获得认同,在认同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创新后又被拟作的。汉代拟作促进了文体的定型、文体的创新和文体理论的发展,体现出汉代鲜明的文体自觉性,是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

《论语》文体形式的文化阐释

《论语》是以"语"体和"子曰"等形式记录孔子的言论,建构孔子的话语权威和思想价值体系的。"子曰"形式最宜于孔子独白式地直接阐发自己的思想,"问——子曰"形式由于受到孔子"礼"和"仁"的规范,导致与孔子对话的真正主体缺席,而成为孔子建构自己话语权威的有效言说方式。孔子重视"言"的作用,但反对"巧言"。孔子不期望论辩,面对论辩他往往先预设道德判断,然后否定欲辩者,从而最终否定论辩本身。对孔子来说,"巧言"和"论辩"会使自己的话语权威和思想价值体系面临被解构的威胁。

曹魏“尚实”政风与文体学

曹魏鉴于汉末浮华弊病,政权运行推行"尚实"之风,如《求贤令》一类政令及以"浮艳"处死孔融等;又有专门的"文质之辨",正方、反方都"尚实","尚实"上升到"道"的层次。在如此政风的笼罩下,曹丕提出作家评论"尚实"的途径,在于同文体之间的比较,于是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体论的提出;又有桓范《世要论》中三篇文体论提倡"尚实",《赞象》篇称"实有勋绩"方可配得上画像有赞,《铭诔》篇批评"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之类铭诔,《序作》篇批评"浮辞谈说"、"泛溢之言"之类的著作书论。朝代政风对文体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此即刘勰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体学亦是如此。

“爽”的古代诗学范畴内涵辨析

"爽"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较为灵活和复杂的批评范畴。"爽"的本义为"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爽"的词义、组合词汇、运用范围与内在意蕴不断发展,为"爽"成为一独特的诗学范畴做了准备。作为诗学范畴的"爽"既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于人物品藻的美学范畴的"爽"发展而来,又动态地掺合了人们对使用"爽"这一语词描述的其他事物的体验与感受。自刘勰《文心雕龙》问世以来,"爽"及其相关词汇的丰富、范畴的运用和字义的发展与成熟,越来越清晰和频繁地反映在文学批评话语之中。明中后期,"爽"及其相关诗学范畴的运用逐渐走向成熟。作为诗学范畴的"爽"的具体内涵,指向一种明豁畅达、清朗不俗的特质,涉及创作主体、作品的语言体式、情致意境,以及由这些因素综合呈现的作品的总体风格等各个层面。

商务英语文体风格特征分析

商务英语有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这种风格首先表现在商务英语的用词风格,即用词专业、术语较多、用词准确、措辞礼貌;其次表现为商务英语的句法风格,即用语固定化、表达精练化等;最后表现为准确、简洁、清楚、完整等文体风格。

心之灯与冰的火——略谈鲁迅小说中的幽默与讽刺

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相同的喜剧品格 ,但在鲁迅的小说作品中 ,却体现着不尽相同的作用。鲁迅身为现代思想巨擘 ,在精神品格与思想境界等各个方面都呈现着超越性与先进性 ,因而也就具备了明敏地观察现实、透视人生的卓越思维 ,能够以个人的优越笔法 ,对社会作出超越性的看取 ,从而形成了幽默的行文 ,并内化为作者个人的标志性语体。而讽刺则被鲁迅推导至作品架构的前台 ,从三个矢向描述着现代社会的病态和不足 ,构筑成揭露黑暗的三种批判文本 ,并促使读者对造就病态的一切主客体原因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先秦诸子散文综论

先秦诸子散文是特殊的文学现象。其“论-说”因素的内在矛盾性决定了它独特的文学性质,“论-说”因素的具体结构,形成了它不同的构成形式,“论-说”因素的具体特征,又造成它多样的文学风格。先秦诸子散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产生的独特审美形式,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辨体理论的文学史价值

明代李梦阳等复古派诗人的辨体理论,强调文学本身内在机理的辨析,认为诗有"自则",在合道言志等传统文学观之外,探索一条更接近文学本体的路径。其意义不在于以外在的价值体系给文学定位,也不是以文学表现个人性情来反驳道德和功利对文学的束缚,而是在理学之外,关注文学本身,从而将文学从理学的附庸地位上解放出来。

浅谈音乐对古典诗歌的影响

从古至今,音乐与诗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一定时代的音乐形式必然与其时代的诗歌相适应。在文学形式、文学体和裁语言形式等方面,音乐对诗歌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认真地研究音乐与诗歌的关系,是当前中国音乐研究的重要方面。

詹锳《文心雕龙·定势》篇义证研究

詹锳是最早对《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体风格学”来研究。他的《文心雕龙·定势》之义证,采用“无征不信”而“汇释集评”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他建立在“词章之学”与“考据之学”基础上的“龙学”研究特色。他广泛吸收诸家《文心雕龙》校注与研究的精粹,对各家在《文心雕龙》研究上的创新与不足了然于胸,视野开阔,精研深掘,站上“龙学”研究的高地。詹锳征引与汇聚同一时代和不同时代诸家的观点,片善不遗,展转互证,其最高人一筹之处在于以兵学的辩证思想解《文心雕龙·定势》,表现出卓越的学术眼光和理论识见,彰显了“龙学”研究的最新水平。

格调说的文体学意义

体裁、语体、风格三者是文体的基本要求。格调说具有一种文体学意义，它是一种文体学理论。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它标举“雅正”、“中正和平”的艺术风格，它倡导比兴、含蓄、均衡和谐的语体，它有着著我与学古兼取的文体生成机制。

经典的“青春”在哪里——从《雷雨》演出史上的一次笑场说起

《雷雨》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经典,然而新版经典话剧《雷雨》公益场却曾一路遭遇笑场,成为现代中国话剧演出史、当代文化艺术史的重要事件,引发了经典该以何种方式与当代观众对话等问题。回顾《雷雨》的经典生成史和接受史,可以发现,除去家国大历史、命运大主题,经典《雷雨》长期缺乏与当代新生观众和读者的对接意识。事实上,《雷雨》能成为经典,总归是因为人与情。新生代的观众与读者,同样也躲不过这两个基本点。因此,经典艺术的"青春"就在青春里,只有抓住了经典在当下语境中的青春脉动,结合当下情势元素绽放经典艺术的青春,拥有实时更新着的"普通的观众"(曹禺),才能激活、传承并创造经典。

论南朝碑志文的嬗变与撰述

碑文勃兴于东汉,经魏、晋以至南朝,逐步走向衰落。墓志起始于刘宋,在南朝文苑中颇为常见,然而成就较高者不多。就功能而言,碑文侧重于通过颂扬死者功德以寄托哀思,而墓志除述德颂功外,又很注重记事。南朝碑志文继承了东汉蔡邕以来重文采的风尚,多俪体行文,对句精工,藻采华赡,用典贴切,音律协谐,体现出很高的审美价值。

论周作人散文文体的形态

从文体形态上看,周作人散文可以分为议论体、记叙抒情体和文抄体。这几大类散文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们不仅是周作人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它们的出现和演变同样是时代审美的选择。周作人的散文虽因形式不同各有所侧重,但又具有博采众体的自由,不落入窠臼。这种自由地运用文体,自由地表达,充分体现周作人杂家的一面,也是其散文的韵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