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至隋唐时期河北藏书事业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政策的扶持刺激,经济文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抄书队伍的壮大都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河北地区虽然当时并未处于文化和政治中心,但是全国性的文化进步使得河北也沐浴在文化大发展的和煦春光中,藏书事业也由此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河北藏书史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进了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民间藏书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藏书家也不断涌现。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河北地域的官府藏书和宗教藏书的概况、规模、政策,以及有影响的藏书家的典型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94)未收韵书材料辑考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1994)是中古韵书材料的集萃之作,距今成书已有近三十年,期间学界陆续发现和报道了一些来自敦煌和吐鲁番的韵书残片(包括韵学相关残片),总计有48片26种。文章试对这些材料进行一番梳理、考辨与定名,以补周祖谟先生之未备。

隋唐音义反切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之检讨

上世纪隋唐音义反切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研究的方法与观念有必要重新检讨。本文认为音义反切传承自正音 ,不以某地方音为取音标准 ,讨论了以《广韵》为参照系的利弊 ,强调要注重对特殊反切的研究 。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隋唐长安城空间等级规范

中国古代是受礼法约束、等级森严的社会状况。中国历代王朝无不希望其统治能够绵延永续,加强和突出皇室权力的做法表现在国家机器和国家统治体系的各个层面,不仅要建立一套严密有序的政治制度,而且在都城建设上突出等级差异,使都城空间构成秩序化。隋唐长安城历经三百年的建设最终形成一套等级森严的城市空间等级规范。

略论隋唐五代版本学的发展及其观念

版本学及其观念在隋唐五代有较大发展:隋朝开始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在古籍整理与版本复制方面卓有成效,尽管其时未出现相关的理论表述,但其时版本复制及有关处理方法,对唐代及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官修本上,影响更为明显。唐代图书版本形态虽仍以写本为主,却又出现了雕版印书。这一时期的书本用纸与装帧也表现出新的发展迹象:隋代在版本装帧上产生了分品装帧收藏方法;唐代出现了旋风装、经折装、连脊装等比较先进的装帧式样;用纸方面唐代则出现了少量的皮纸写本。晚唐五代作为中国古代版本学又一重要发展时期,在版本学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监本《九经》的刻印和家本《九经》的刻印,以及诸如毋昭裔家刻诸史、贯休自刻文集等其他刻本,表明其时不但刻本范围有所扩大,且刻书机构也日臻完善。这些都为中国古代版本学的确立准备了物质条件,亦对后来中国印刷史及版本学史均有较大影响。

孟浩然诗韵研究

孟浩然是唐代的重要诗人之一。唐代在汉语语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这一阶段的汉语语音有许多重要的发展变化。通过对孟浩然诗歌的用韵进行分析,并以之同《广韵》相对比,发掘孟浩然诗韵中所体现的独特语音规律,指出了它与隋唐音系的不同。

论正史与历史演义小说:以隋唐题材为例

纪传体正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所记录的隋唐题材历史故事,为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唐题材历史演义小说"依史以演义",存在六种情形:抄缀史籍,稍加润色;依史演义,扩充成章;剪裁合并,连缀成篇;据其一点,生发想象;偷梁换柱,背离史实;随意虚拟,自由创造。正史为历史演义小说的题材渊源和艺术源泉,但历史记录与小说叙事不可等同,史籍遵循实录原则,小说创作凭依想象、创造,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写作方式。

论唐代山东士人与《晋书》《隋书》的修撰

《晋书》《隋书》是唐初官修的两部正史,而山东地区的士人在这两部正史的修撰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山东地区自先秦以来一直是文化发达地区,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汉文化在此非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相反仍在继续发展,而江左、关陇两大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上略落后于山东地区。因此说山东地区先进的文化促进了该地区学术的发展,并使得该地区学者的学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进而为《晋书》《隋书》的修撰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试析唐五代《切韵》系韵书中的韵类相混

唐五代《切韵》系韵书中已有大量反映当时实际口音的韵类相混现象,包括同等重韵的混同、一二等韵混同、一三等韵混同、二三等韵混同、三四等韵混同。

论《隋书·经籍志》中的文学思想

《隋书·经籍志》本是目录学著作,但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学思想。具体来说,它指出文学的言志抒情的本体特征,强调文学与政治教化的互动关系,标举形式与内容并重的审美理想。《隋书·经籍志》与《隋书·文学传序》同是研究初唐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广韵》切语下字错乱续考

以前代文献中的反切相较,对《广韵》一书中的错乱反切下字加以辨正,从中窥见唐宋时期咸、凡两韵的音近关系,看到《广韵》博采隋唐韵书和字书成分。

论魏晋隋唐方志外延——以方志的著录为中心

魏晋隋唐方志的兴起与发展对后世方志的定型、完备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明确魏晋隋唐方志外延是研究该段方志的难点。通过《续修四库全书》"方志部"著录之书倒推其在前代目录的著录,描写出方志类目的历史发展轨迹,其次结合"方志"语义及方志内涵,将尚存争议的方志种类与《续四库》"方志部"方志在历代目录的著录情况进行对比。推知魏晋隋唐方志包括各级行政区综合志及不以官府修志通用名目命名而记述一地综合情况的志书,如区域图经、区域地记(《国史经籍志》史部地理类"郡邑"中的区域地记、"蛮夷"类中今属中国行政区划的区域地记及《华阳国志》);不包括全国性地理总志、专志、域外地理书或区域文学作品。

汉唐之际的驺虞文化意象探究

“驺虞”一词,在《诗经》《山海经》《尚书大传》等先秦秦汉时期的典籍中早已有之。其具体形象与含义,历来众说纷纭,最为广泛接受的是作为仁慈之兽的黑纹白虎形象。西晋与南朝时期,驺虞幡一度成为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旗帜。隋唐时期,驺虞成为掌管西方的神兽,但民间对这一文化符号的接受度并不高,驺虞西方神兽的地位在隋唐之后又被白虎替代。

黄丕烈《古唐类范跋》考辨

《古唐类范》即《北堂书钞》,《北堂书钞》曾被后人改题为《古唐类范》《大唐类要》。黄丕烈《古唐类范跋》认为,《古唐类范》由朱彝尊所藏《大唐类要》挖改而成。后人对其观点颇为信服,几无质疑。但黄丕烈跋语所列论据皆非实证,且于情理有不通处,不可遽为定论。考诸事实,《大唐类要》与《古唐类范》各有独立的递藏系统。《古唐类范》与朱彝尊藏本《大唐类要》并无关联,黄丕烈跋语有误。

隋唐五代汉语诗文韵部史分期简论

探讨汉语语音史分期,最好只使用一种同质的语料。根据诗文用韵,可以将隋唐五代汉语韵部史分成隋初唐、盛中唐和晚唐五代三个时期。从隋初唐音系到盛中唐音系、晚唐五代音系,诗文韵部的发展趋势是逐渐简化,但韵部的合并限制在同摄之内,阳声韵部始终维持与入声韵部相配的格局。到五代时期才在入声韵中出现一些跨摄混押的现象。盛中唐是汉语语音急剧变化的时期,晚唐五代的诗文韵部系统基本上还是盛中唐的格局。所以,如果仅仅着眼于韵部系统的话,也可以将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划分为隋—初唐和盛唐—五代两个时期。

《經籍籑詁》與隋唐小學三書

清朝阮元編纂的《經籍纂詁》為近數百年来規模最大、資料最豐富的訓詁書。阮書不僅參照過我國中古時期一些大型字書、韻書的編寫模式,而且也為我們今天辭書的編纂提供了借鑒。本文對曾影響《經籍籑詁》編纂的隋唐小學三書——《桂苑珠叢》、《韻海鏡源》、《字海》的編纂過程、體例、内容作了考察,並在此基礎上與《經籍籑詁》進行比較分析,得出後者在編纂體例上如何繼承、揚弃前者的一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