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24年8月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6周年。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并在对日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始终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擘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大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中日关系的具体实际又决定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认知重构、增进战略互信是基本思路与内在逻辑。

英国对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的认知

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国长期是东亚地区的重要角色,通过解读英国外交档案关于中日复交前后的钓鱼岛问题等内容,可以发现:一是英国积极关注钓鱼岛争端;二是英国以“避免介入”钓鱼岛争端为立场;三是英国对“搁置争议”的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特定时期内暂时“搁置争议”策略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引入英国因素,将该研究置于更宽广的场域中,从旁观者角度审视钓鱼岛问题,有助于扩展对钓鱼岛争端的历史认识。

日本对威海卫驻军权的利用与侵华策略调整

日本在《马关条约》谈判中提出以驻军威海卫作为履约担保,开创了日本在华驻军的恶例。甲午战争掀起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却也反作用于日本,使其难以独霸中国,威海卫驻军更成列强关注之焦点。日本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以因应国际局势变化,遂利用列强间的斗争,以同情之名表面上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实际却将相关权利暗中让渡给英国,引发了“英国强租威海卫事件”。日本侵华策略从明火执仗地掠夺土地,转向索取租借地与经济特权,谋求建立专属自身的在华势力范围,这一转变正是以对威海卫驻军权的认知变化为标志的。虽然日本对华政策在甲午战后有所调整,但以侵华为目标之主线却从未改变。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历程、特点及启示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是中日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外事服务国家外交工作的典型表现。天津市30年的对日交往,符合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脉络和阶段性特点,也经历了“初始交往”“民间交往”“半官半民”“正常交往”四个发展阶段,体现了和平友好的交往主题和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建立最初联系、推动中日民间往来、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天津市对日交往提供了实践经验。1949—1978年以天津市为代表的地方对日交往奠定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基础,为促进中日友好,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了历史贡献。

1947年澳大利亚筹备对日和约时南沙群岛的档案搜集与立场

1947年初澳大利亚为维护国家利益提议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组建太平洋和约筹备委员会具体负责拟定对日和约草案。在对日领土处置时为了厘清战时为日所占之南沙群岛的归属情况,澳大利亚初步搜集了1939~1946年有关南沙群岛“争议”各方主张、日本占领南沙时的声明与英法反应、战时日本对南沙的开发利用和战后中国政府收复南沙群岛史实等6份核心档案,在此基础上,综合研判后形成南沙群岛归属上中国已实控、法方态度不明及其军事战略价值有限的认知。为此1947年7月9日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对日和约草案只规定了日本放弃南沙群岛,未写明其归属。不过,7月15日澳大利亚驻南京公使馆发给澳外交部的第341号函电旗帜鲜明地指出,除却中国对南沙群岛提出最早主张外,因为岛上居民主要是中国渔民这一事实,别无任何可靠的权威依据,同时排除了法国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诉求”的可能。尽管澳大利亚的上述立场最终未写入新一轮的对日和约草案,但其内部函电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认可,无疑是不可否认的。

为了东亚的和平与繁荣:维护日中间的稳定合作

从古至今,日中两国紧密联系,尽管有过战争和教训,但随着日中邦交恢复正常化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两国关系回到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正轨。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中关系出现变化,历史因素产生重要影响,此后两国关系在曲折中走过了40多年。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中关系又迎来新挑战。要实现东亚的和平与繁荣,离不开日中两国的稳定合作,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对话并加深相互理解与信任。

《对日和平条约》拟定期间美国对南海诸岛处置政策的嬗变

1947—1951年美国在拟定《对日和平条约》期间对南海诸岛的处置政策经历了三个时期。1947年3月对日和约草案写入了日本放弃的领土包括南海诸岛,该方针延续至1949年12月;1949年5月美国确定了对日和约简单的总体要求后,1950年8月草案即删除了南海诸岛的内容,直至1951年5月美英联合草案达成;在法国的建议下,1951年6月新草案加入了西沙群岛和南威岛,8月草案又将后者改为南沙群岛,并最终于9月提交对日和会。美英两国对南海诸岛权属模糊和战略地位微弱的认知,是条约草案精简时剔除南海诸岛的主因,后来法国利用美英共同“反共”的心理,又成功地说服英美两国将西沙和南沙群岛纳入。美国未确定岛屿的归属是对战时国际文件精神的背离。

中国南海断续线:产生的背景及其效用

中国南海断续线是在1933年法国占领南沙九小岛、二战后法国继续占领西沙群岛,以及菲律宾企图把南沙群岛并入其国防范围内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是,向世界公布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范围,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在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草案中,美英故意不提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归还问题,为以后的南海领土争端埋下了祸根。在这种情况下,南海断续线起到了一定的效用,它不仅反映了南海诸岛是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对《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理的否定。

浅析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对中日缔约意见之异同

李鸿章和曾国藩对中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都是持赞同的态度,但他们二人的想法又有所不同。李鸿章所注意的是通过缔约拉拢或牵制日本,曾国藩所重视的是条约的平等性。因而,曾国藩对被李鸿章回避的"一体均沾"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强调。

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及演进述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政策,与德国订立了"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企图利用日德同盟力量,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并希望借助"四国同盟"力量压制美国,使美国放弃参战,最终完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计划,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实质是该"四国同盟"构想的畸变。以此可全面透视日本推动日德同盟政策变化的动因及对策,以及对东亚国际关系和侵华战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政策(1945～1952)

日本于 1 95 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前虽因失去国家独立和主权而致外交空间狭小 ,但仍对东亚国际政治局面积极应对 ,即一面在美国的安排下 ,参与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和会之外 ,并推进与台湾的媾和 ;一面则在所有外交交涉中处心积虑为与大陆建立关系留下余地。在此过程中凸现的现实主义外交手法和原则对以后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影响至深。

抗战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论析

鸦片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外条约关系,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南京政府建立后,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继续发展,逐步取得实质性成果,迄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废约目标最终得以基本实现。抗战时期,中外条约关系由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根本性变化,是中华民族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伟大斗争的重大成果,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术界有关战时外交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对该时期条约关系尚无专题论述。对此作一全面探讨,不仅可深入了解该时期条约关系变化的全貌,且对于深化抗战史研究,以及认识近代中外关系演变的规律,亦不无裨助。

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

条约与朝贡之紧张关系,洵为理解19世纪末中韩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之关键。欧美列强及明治日本固然坚持近代条约关系,以排斥与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其实际外交立场仍依现实利害关系而有所变化。1866年丙寅洋扰之际的法国与1871年辛未洋扰之际的美国,相继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以禁阻清政府干涉,进而以侵略朝鲜行动而予以武力之冲击。至1876年与1882年,明治日本与美国则分别以条约明文有意否定了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至1885年以来巨文岛事件之际,英国甚至不惜代纳朝鲜对华朝贡以获取清政府外交支持,俄国亦欲签订协议承认中国宗主权,以保障其在朝鲜利益,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则向李鸿章提交《朝鲜办法八条》,试图承认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而实现对华合作方针,应可称之为"参入"性利用态度。所谓"条约取代朝贡"说反映到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实为复杂曲折之动态进程,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高等教育交流新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研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大量条约、协定所明确的法律保障,高等教育领域交流人员和层次的不断加深以及一系列交流机制的出现。从北京大学的个案来看,相应地体现在受惠于两国高层交流的"北京大学福田计划"、社会层面主导的"北京-东京论坛"以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学生自发推动的"京论坛"。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人数在稳定增长,已经与日本很多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交流。从北京大学参与的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尝试来看,两国需要在联合培养人才等领域向纵深发展,不断推动各自内部和彼此之间的学科发展与资源整合,并积极推动两国的合作融入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交流大潮。

毛泽东“中间地带”论与 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对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中日复交前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发生调整,无论是“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还是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确立,始终将原则性贯穿于从《中日联合声明》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之中,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及外交实践的重要范例。

中国崛起要过“日本关”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和日本的相对衰落,中日关系越来越微妙和令人担忧。处理得好,东亚乃至世界将十分稳定和繁荣;处理不好,将会给世界带来一场灾难和浩劫。本文通过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等角度进行分析,尝试提出解决策略。中国崛起首先要过"日本关",然后才是"美国关",将来也许会有"俄罗斯关"抑或"印度关"。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冷静、理性地突破"日本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论《申报》视野下的中日《马关条约》

《申报》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并有重要影响的报刊,对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情况以及条约内容进行了大量的跟踪报道和评论,通过这些报刊资料的研究和分析,有利于学术界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对《马关条约》的认识和《申报》的舆论价值取向,深入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日关系中四个政治文件的特色及其意义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四个政治文件各具特色,在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联合声明》翻开了中日关系新的一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中日联合宣言》指明了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新《联合声明》对中日关系作了新的定位。今年恰逢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双方只有共同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初步审议述论

1947年9月14日、19日、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连续3次举行由国内高层人士组成的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谈话会,磋商中国参与对日和约谈判的方针,内容涉及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及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战后日本领土问题、美国扶日政策、和约起草顺序以及管制日本诸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讨论,形成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应对各种问题的初步方案。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些方案后来大部分没有得到实施。日本利用美国有求于日本协助朝鲜战争的有利战略态势,依靠美国的帮助,修正、模糊,甚至改变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限制日本领土的重要规定,导致日后中日、韩日、俄日间诸多领土争议,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论《申报》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政治倾向

《申报》作为中国最早具有重要影响的近代报刊,对中日甲午战争进行了大量的跟踪报道和评论。通过对这些报刊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申报》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政治倾向,从而深入推动《申报》及甲午中日战争等相关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