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人类学视角下的泮溪酒家保护更新研究

基于景观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指导泮溪酒家历史环境的保护更新,以空间生产和场所构建的理论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结构化访谈及大数据分析等方法研究泮溪酒家及所处西关历史环境的“空间”“场所”景观及二者“多相”共生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泮溪酒家保护更新的实践,以“空间”和“场所”视角扩大研究范围,串联象征符号,挖掘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关系,生产与构建出具有地方特色且符合当地居民情感记忆的景观。最后以“多相律”理论探求内外景观的统一与融合共生,为中国城乡建设中的历史环境保护更新提供新视角与方法论参考。

“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本身不变,但所指代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里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宋代“川江”曾有指代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指代范围让人相当意外。明清主要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但到近现代,“川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到宜昌、宜宾到宜昌、重庆到宜昌河段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宋元以前巴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巴蜀航运的地位很高,成为“川江”话语强大指代中下游的支撑。而受长江上游特殊的复杂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船运输曾一度在整个长江航运中占有通过性上的优势,一度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下,热点聚集在机动船运输的话语内有关。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的“地名涵化”可以分成“地名缩放涵化”“地名异地涵化”两种情形,前者较为典型,后者较为复杂。“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又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一般来说,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涵化”的过程较为漫长,影响的因素也较为多元,但受国家相关行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会加快。

社会感知数据表征下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方感变迁——以南锣鼓巷(2008—2022年)为例

以北京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近15年的变迁实践为研究对象,根据2008—2022年社会感知网络数据特征,分析其地方感变化的阶段性差异,以此构建南锣鼓巷地方感变迁的概念模型。首先,建立历史文化街区评价专属词库,基于扎根理论,从专属词库的文本中编码获得地方感的3个维度:地方认知、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通过对历年高频词主类目占比变化曲线、突现词特点、相关语义网络和南锣鼓巷商业业态占比等数据分析,结合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提取特征差异明显的4个阶段:2008—2009年的稳定期、2010—2014年的生长期、2015—2018年的重构期以及2019—2022年的调整期。最后从资本的角度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感变迁进行分析,指出经济资本需要综合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才能更好地适应发展,在循环中维持动态平衡。

新疆历史地名数据提取及其空间分析

为揭示历史地名在区域历史环境、人类活动和人地关系中的现实价值,推动历史地名服务于第三次新疆科考,本文以新疆历史地名为源,通过地图收集和相关文献整理,将地图进行矢量化配准和信息提取,并进行野外调查验证,制作地名点数据集与变化专题图,揭示地名点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新疆历史地名变化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性和不均衡性,新疆中部和西部地名变化区域分布密集,尤其是在天山北坡片区南部、塔里木河流域西部和额尔齐斯河流域西部。地名点变化的密集度以各个行政区域为中心,沿天山、昆仑山、伊犁河谷等自然地貌向四周逐渐降低。地名点变化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布规律。其中,围绕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两大环状地带是地名变化热点区域,表现出西部变化多、东部变化少;地名点变化较大的区域是天山山脉南北两侧,这与开发建设有直接关系。

北京地名管理工作中的历史地名保护

历史地名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遗产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面对历史地名保护工作中的困境,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把历史地名当作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确立历史地名保护的基本原则,开展历史地名的调查研究,制定保护规划。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土地名源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中国海南渔民在长期的渔业生产和航海实践过程中,以海南方言命名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内的岛礁,这些土地名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记载于《更路簿》及相关图籍中。文章分析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土地名产生的文化背景,阐述土地名是海南渔民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岛礁的称谓,厘清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具体岛屿、沙洲、暗礁、暗沙和暗滩等141处土地名的来源,从土地名与古地名的历史渊源论证了土地名起源于明朝初期。详细阐明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土地名具有历史悠久、全面系统、乡土气息浓郁、分类科学和方便实用等特点。最后指出,土地名是由海南渔民创造的,保存了大量历代海南渔民耕耘和管理西沙、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文化信息,是西沙、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属于中国的铁证。

中国第一批增补藏南六个地名的查证与说明

围绕中国民政部正式公布第一批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的六个地名这一重大事件,阐述了地名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并通过列举诸多地名使用与国家主权关系的案例,阐述了一个地方的地名由哪个国家和民族命名,其含义是什么,都需根据"名从主人"的国际惯例,是确认领土主权的一个重要标志。探寻查证了中国民政部正式公布的六个地名的历史渊源和相关背景,尤其是对地名所反映的地理环境、民族风俗、文化渊源以及历史上某些地域与中央政府行政隶属关系等历史事件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为中国对藏南地区的领土主张提供了更多的有着明显历史人文和明确行政管辖的依据。

历史地震考察中历史资料辨伪与查证

本文通过具体实例说明在查阅历史地震记载资料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地震历史记载的辨别;(2)地震历史记载资料评价的应用;(3)无震历史记载的查证;(4)历史行政分区和地名考证的应用。在历史地震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确定之后,确定的地震参数才可信、可用。

基于生活世界的历史街区居民地方依恋研究——以新疆伊宁前进街为例

以新疆伊宁市前进街为案例地,通过地方依恋相关的定量分析,结合质性访谈和Mapping绘制,对前进街居民认知的生活世界构成展开实证研究。依据地方依恋主成分分析,得出20道问卷题目和5个主成分(情感联结、社会联结、环境感知、生活体验和工作联结),量表整体结构良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鉴别度。基于生活世界理论内涵,进一步得出由情感联结、社会联结和物质联结三维度构成的生活世界‒地方依恋模型。该模型与文化景观遗产研究中价值特征要素相结合,能够强化对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和动态管理的关注。

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时空演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地名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一个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特征.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分析形成原因.结果表明:1)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数量随时间呈减、增、减趋势;自然景观类地名中以地形地貌类、水文类为主体,动植物类较少;人文景观类地名中以人物及姓氏为主体,物质文化属性类型地名较多,行为与精神文化属性类型地名较少;2)空间上自然景观类地名集中于山地与山脉和平原交界处,人文景观类主要分布于山地与人口活动密集区域;地名景观伴生性特征显著,清代及民国时期地名景观的空间集聚程度趋于减弱;3)自然地理环境主导京津冀地名景观空间分异基本格局,民俗与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是地名景观形成的内生驱动力,人口迁移与政治事件是地名景观形成的外部推动力.

高阳地名与文化

地名是人类为了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命定的地物或地域名称,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理、历史、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风俗、物产等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地名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地名又是地域的标签,是其发展变化的真实记录,它的演变折射出地名文化的轨迹。高阳县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南,关于高阳地名的由来有三种说法:一是古传这里曾为颛顼帝(高阳氏)的故都而名;二是县内有潴龙河(古称高河),高阳古县城(今旧城村)因地处高河之阳而命名;三是战国时期燕国武成王将高阳封于宋荣蚠,因其封国而名。高阳地理位置重要,其既为宋代著名"三关"之要,又是20世纪30年代"高蠡暴动"之策源地。其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素有"纺织之乡"美称。高阳自古崇文尚武,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素称"戏曲之乡"、"华工之乡"和"八才旧里"。

铁路建筑的保护与地区再生——以英国曼彻斯特两座历史火车站为例

本文通过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两座历史火车站再利用的案例,分析"遗产引导的再生"塑造城市新形象、重建文化认同的具体方式,并反思其对中国目前工业遗产保护的意义。

土家语地名的特征——以湖南省龙山县土家语地名为例

土家语地名有其自己的特征,土家语地名的特征包括土家语地名结构、土家语地名类型和土家语地名的历史演变。然而,在土家语地名的特征中的每一个分支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些各自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土家语地名的厚重的文化意义。

从“那”字地名和稻作习俗看壮族和泰族的历史文化关系--壮族文化语言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中国壮族和泰国泰族,是自古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民族,壮语和泰语均称水田为"那"(na2),壮族和泰族聚居的乡村有许多带"那""纳"(水田)字地名,构词和含义基本相同;有相近同的稻作农业生产及加工食品词汇并自成体系;有类似的稻作生产传统仪俗和信俗观念。特定的地名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着一定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往往为揭开民族来源和历史文化的谜团提供重要的证据。

说“江南豫章”：《史记》地名标点疑议

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史记》地名标点存在若干有疑问处,2013年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或一仍其旧。若可有以澄清,或可有益于古史研究、《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作"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的文句,"江南、豫章"应作"江南豫章"。就"南楚"界定,张守节《正义》"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长沙二郡"的理解,比较接近司马迁原意。司马迁言"江淮以南"、"楚越之地"与所谓"南楚",似乎有大致一致的区域地理意义。"豫章"先"江北"后"江南"之说也值得注意。"江南豫章"问题的考察以及司马迁"江南"观的理解,自然应当注意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变化。

论城市现代化背景下古都地名生存困境与对策

地名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化背景下古都和历史名城都会遇到历史地名继承和保护问题。以大古都开封为例,在阐述丰富地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针对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地名问题,提出了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合理对策,为其它古都和历史名城发展中的历史地名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基于场所精神的道外历史文化街区复兴

以哈尔滨道外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运用场所理论,从历史街区的风貌、传统的商市功能、特色的民俗文化三方面出发,探讨在复兴过程中如何挖掘场所的历史记忆,延续地方特色及文化内涵,体现场所精神。

从淮南方言看其地域文化特征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某一地域方言的考察研究,可探知该地域的文化特征。淮南方言中的地名与历史语词的多样性正是淮南地域文化多层次性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其开放性与包容性的间接证明。

写在大地上的农业全书——昭通农业地名探析

昭通农业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而独特的历史。千百年来,广大农民在昭通大地上辛勤劳作,他们的奋斗与梦想,痛苦与喜悦,以及饱暖饥寒等各种人生际遇,都在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意蕴丰厚的农业地名,是昭通区域文化的宝贵遗产,值得珍视和传承。

民族融合交流的文化地层——关于昭通各民族地名

数千年来,昭通大地上众多的民族在不断的迁徙与定居的交流中,伴随着无数次的冲突与融合、征服与反抗,产生过成千上万的民族地名。地名记录了昭通先民在改造环境、开发资源、建设家园的生产、生活历程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生老病死、人情世故、众生百态的感悟与反思。地名是研究昭通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了解民族习俗、风土人情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