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下的美国法人犯罪审前协议制度——以Stein案为中心

审前协议,最初是对少年轻微犯罪的一种转处措施。后安然时代,审前协议成为美国司法部处理上市公司严重犯罪的一种基本模式。审前协议规定的支付罚金等义务,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惩罚"。这种惩罚既不需要以定罪为前提,也不需要贴上"刑罚"的标签,因而是一种"无需定罪的惩罚"。在Stein案中,联邦法院首次对审前协议内容的合宪性进行了司法审查,认为检察署施压毕马威致其停止支付雇员律师费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此外,由于审前协议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根本缺陷,因而还存在违反平等适用法律原则的问题。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

刑法修正模式的合宪性反思

学界曾通过语义分析的进路、权力角色的进路以及工具理性的进路探寻刑法修正案的合宪性问题。这些进路虽然对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帮助,但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体系论和目的论的进路下,可以发现刑法修正案没有违反宪法。然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对社会需求的职责以及限制其滥用权力的价值取向存在冲突,从而造成了刑法修正案的"合宪性瑕疵"。对此,应当由全国人大立法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范围和限度,以协调刑法修正案的适应性和合法性。

现代法治视野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法治之法应当是具有普遍性和优良性的法,包含了形式与实质的内涵。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社会的一大重要原则,也应当在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上做到有机统一,从而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和弊害互克,并有效保证正义的实现。

论宪政视角下的刑法基本原则

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意义不仅体现在直接根据宪法对其他法律在制定、适用过程中的违宪情况加以检查,也体现为利用宪法的价值原则来引导和解读其他国家法律。由于宪法与刑法共同承担着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因此宪法价值能够作为刑法原则的阐释基础。在承认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现有的罪刑法定及罪刑均衡原则均应当从宪政视角加以审查,在解释"法定"及"均衡"的内容上,应强调宪法的直接适用和宪政的自由主义原则。

应急状态下我国刑事政策完善与规制问题研究——以理性化与体系化为中心

应急状态“释”急需要刑事政策介入与应对,应急状态的界定应当以相关危险状态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安全构成重大挑战为标准,应急刑事政策则应直接面对犯罪的预防与打击,并决定法益保护的重点与需要调整的对象。在应急状态下,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不应割裂,而应借鉴风险社会中功能主义刑法体系模式,实现刑法教义学与应急刑事政策之间的贯通。阶层违法性构成要件本身具有的价值化倾向。刑事政策功能化导向要求基于应急状态下紧急管控需求,强化社会管控,刑罚的目的性转向侧重于一般预防,以实现紧急情况下的治理平衡。应急行政为犯罪构成提供的支撑,以及其体现的应急刑事政策导向,为刑事政策在阶层化构成要件中实现实质化、体系化创造了条件,并对个别犯罪类型从刑事政策之机能视角加以观察,从而使应急刑事政策进入犯罪论体系,这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在刑事立法上,应根据不同应急场景面临的风险,准确地进行评估、预判,积极构建体系化、区别于常态化的,包含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并行的应急刑事法律体系,实现应急刑事政策的实质化与应急刑事法律体系化。在司法层面,刑事政策对于刑事司法的影响本身就是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刑事司法应当在刑事政策指导下同时坚持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对形式理性进行补充,形式理性则对实质理性进行限制,以防止司法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并反对地方司法机关作出“二次解释”。在个案裁判中坚持最低诉讼保障,在继续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承认超刑法规范的出罪、减轻罪责事由存在,并适当扩大量刑自由裁量权,以实现应急刑事政策在适用中的理性化。刑事政策制定、实施必须坚持基本权利特别是生命权不可克减、必要性、刑事诉讼最低人权保障等原则,对诉讼权利的限制立足点应当是应急状态的需要。应急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应当设立并准确适用“日落条款”,以确保应急刑事政策适用限缩于应急状态下。

罪刑法定与类推的博弈——从一起审判案例谈起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未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尽管类推制度阻碍法治的发展,不利于保障人权,但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观念下,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适用类推。如何把握罪刑法定,避免有罪类推,是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重大课题。

Legislation on the New Types of Cybercrime and Its Application

The new types of cybercrime have different features from traditional“cumulative crimes.”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has run into difficulties,and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substantive preparatory crime and being an accomplice in crime find it hard to achieve self-consistency.Legislation on the new types of cybercrime is a legitimate response to recent changes in this area.Utilizing the particular techniques of cybercrime and the circumstantial requirement of limiting the amount of criminal harm is the key to satisfying the conditions for offences warranting criminal punishment.The harmfulness of the new types of cybercrime is not great;the law’s circumstantial requirements are flexible,and the criteria for judicial application are unclear,so the law’s provisions are seldom invoked and the sphere of criminal activity is unduly expanded.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legislation,we should formulate reasonable judicial rules that accord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cybercrimes,narrow dow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such crimes in a reasonable way,and categorize and limit the interpretation of circumstantial requirements.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规范化研究

犯罪附随后果是指刑法之外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对有犯罪前科者及其家庭成员或亲属适用的,对特定权利和资质的限制、禁止或者剥夺。犯罪附随后果与刑罚、保安处分等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也会给犯罪人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其严厉性有时不亚于刑事处罚。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其消极影响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会愈发严重。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规范化应贯彻权利理念,满足宪法规定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并以风险规避理论为指导;在方法上则有立法规范、司法程序和配套制度保障之别,应采取体系化、综合化的策略;基本路径是在明确犯罪附随后果具体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建立下位规范失效制度和系统化的犯罪人权利恢复与保障制度,确立合理有效的救济机制,在相关规定竞合适用时遵循司法优先原则,并构建犯罪附随后果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