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差异化构造

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同质化理解忽略了宪法文本的差异,也会造成“实效性难题”与“冗余性难题”。全国人大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其宪法监督权建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大可通过多种方式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宪法监督是其中一项,在类型上属于政治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相对的优越地位,也有权开展政治控制型的宪法监督。1982年《宪法》特别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限,使得常委会得以独占性地开展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属于规范控制型宪法监督,它的依据是宪法的规范效力。应注重两机关宪法监督权的性质差异,推进政治控制型监督与规范控制型监督共同保障宪法实施。

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双重属性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对于解决政治争议和形塑法治秩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关于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规范内涵与法律效力,目前学术界有四种解读方式,一种是照搬法律条文,一种是举例式的解读,一种是扩大化的解读,一种是限缩性的解读,这四种方式分别揭示了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某个侧面的特征,各自有其在理论建构上的缺憾,彼此间缺乏共识与对话。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具有"依附性"和"独立性"的双重性质。"双重属性说"试图消融上述诸理论的矛盾,并且可以应用于辨认人大决议和决定的类型、法律后果和效力,对实践中的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提供更全面的规范指引。

宪法解释机关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解释机关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 :即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独立的宪法法院和立法机关。其共同特点是宪法解释机关与承担违宪审查职责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同一个机关 ,并且基于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宪法解释需要一个最终的、权威的机关 ,但也离不开其他的机关为补充 ,这是各国宪法解释的共同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享有最终的、最后的解释权。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 ,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对宪法解释的法案例 ,表明我国这些宪法解释机关的从属性、附属性与补充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的案例 ,正是宪法实施保障法理学与宪法解释本身的需要 ,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一致的 。

论孙中山的民权政治思想

孙中山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从全民政治到“五权宪法”的民权政治思想体系，但由于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其思想的局限，使其单纯的民主方案不能实现。

严复立宪国概念考绎

严复创立的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的立宪国概念,由"社会有机体"、"民权"和"力"三个要素构成,"民"的要素作为分别立宪国与专制国的标准,似乎与自由主义宪政之间存在某些关联。严复提出要限制君权,并非旨在对国家权力实行宪法限制,而是为了容纳"民权",依靠民的力量实现国家的富强。

民族/国家视角下的立法主体质疑

法律经历了一个由私向公再到私的转化过程;以主权确证国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主权观念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立法主体在这一转变中经历了一个从个人担当到国家机关立法,再到多元主体立法的发展过程。

国家权力机关宪法地位解析

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在实践中未能充分体现,其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核心是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与党的领导权力关系没有理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理顺党和人大之间的权力关系是确立国家权力机关宪法地位的保证;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是确立国家权力机关宪法地位的关键;只有人大理直气壮,政府才不敢松懈,人大在实践中的宪法地位才能得到真正落实。

论合宪推定不适用于我国合宪性审查

合宪推定起源于美国特定的宪法时刻,是最高法院脆弱时期的一种司法退守,也是司法立宪主义之司法克制的体现。依托三权分立,通过推定经济和社会立法合宪,法院承认民主的立法机关享有干预市场的立法形成自由与裁量权。我国合宪性审查不同于合宪推定,民主集中制之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宪法监督服膺于“自我革命”,“民主集中制”不同于分权,“自律”不同于制衡之“他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并非基于怀疑和不信任,而是出于“自我完善”的需要,目的是实现“良法善治”;我国合宪性审查程序不同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判断经济社会立法符合宪法是“自我肯定”,而非“合宪推定”。我国没有区分政治与经济社会立法的宪法传统,合宪推定之合理性基准不适用于对经济社会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适合的审查方法是以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秩序统一为鹄的,遵守“积极法律保留”,通过适用政治审查、严格合理性审查基准区别对待,分类审查,在正当化立法裁量与限制基本权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兼顾民主主义与个人自由双重价值。

前苏联违宪审查的制度基础及其实践运行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制是前苏联时期施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由于奉行"代表机关至上"的权力构建理念,使得前苏联只能把违宪审查权交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制的运行状况并不理想,流于形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权力旁落、宪法权威被漠视。

宪法的缺陷——违宪审查的弊端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它详尽地规定了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项基本制度,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性质,因而宪法的有效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违宪审查制度就是保证宪法得以有效实施,裁定并处罚违宪行为的一项根本的宪法制度。

我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实施职责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地方治理首先也要依宪治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是地方层面推进宪法实施的核心主体。当前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实施存在主体性意识不足、权威不高、主动性不够、权利保障观念不强等问题。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应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主动承担宪法实施的职责,依法履行职权,完善自身组织和工作制度建设,发挥地方宪法实施核心主体的作用。

我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定位与性质

重大事项决定权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法定职权其应有效力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在于对该项权力的定位和性质认识不清。在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内部,重大事项决定权与其他三项职权的职能虽有重叠,但规范功能和社会作用不同,不可忽视和偏废一方。在外部,权力机关的职权应受到尊重,党委决策权发挥政治、思想、组织领导,政府决策权自主行使职权并执行好权力机关的决定。重大事项决定权具有创制性、民主性、自主性、表达性、实体性、强制性的特征。规范和保障该项权力的行使对于促进人大职权的充分行使、树立人大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学研究须重温的常识和规范--从监察体制改革中的一种提法说起

国家机关"法不禁止皆可为"之说违背宪法学常识,造成诸多后续认识问题。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不可动摇的宪法原则和宪法学基本常识。做宪法学研究须遵守学术规范、遵循职业逻辑。"不赞成轻易修宪"的观点本身有道理,但应该将相关主张中的刚性需求和柔性需求区别开来,分别对待。

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说理

宪法说理是宪法涵义阐明的逻辑过程和基本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宪法实施要解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宪法涵义的主动阐明与规范社会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目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该通过宪法说理经常性输出宪法内涵,形成中国特色的宪法内涵输出机制。宪法说理有利于反复确认"适格"的宪法内涵输出中心,激发"活的宪法"的内生动力,也有利于为其他主体进行宪法说理提供依据。宪法说理类型多样,说理结构有所不同。其中,职权行使的宪法依据说理可以概括为政治正当性、宪法文本依据、宪法与特定部门法关系以及程序合宪等四个基本说理要素。宪法说理的规范化可以为其他社会主体运用宪法提供概念体系、分析逻辑、论证方法,从而全面提高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法效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历史变迁与体系展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的,其具体呈现为三重面相的叠加。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不具有组织或职权一体性,二者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功能性关联。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并非同质替代,而是有所分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若涉及重大价值决定,应当遵循全国人大的判断;在不涉及重大价值决定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充分自主地发挥其民主代议与协商的功能。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除能基于民主集中制开展政治控制型监督,还可通过宪法解释进行规范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三重面相,由国家治理需要、政体结构特点及不同职权间的张力共同决定,应以此为框架,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诸项职权的外部边界与内在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