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视域中的地方公债制度

地方公债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宪政是多元主体利益的平衡机制,同时宪政又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2009年地方公债制度给我国宪政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以更加宽容平和的心态考量这一关涉宪政建设的制度变革,人们将会看到这一制度革新对于央地分权以及地方政府"主体性"建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当然,其间所存在的制度缺漏依然需要在宪政主义的指引下逐步加以解决和完善。未来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改革应当在总结中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错来实现制度的逐步完善,进而推动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宪政语境下的公民主体性法理分析——兼析中国宪政语境下的“国家—市民社会”范式的历史逻辑缺陷

学界对宪政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引入与研究普遍地存在割裂了西方语境下的宪政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历史逻辑链条的问题,它忽视了公民主体性这个宪政发展与市民社会构成的基础性与结构性的要件。现代宪政意味着权力自身的矛盾运动,它需要对权力的矛盾运动予以限制和控制以使得其在理性的轨道中运行。权力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在现代宪政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权力博弈如果没有具有主体性的公民组成的成熟市民社会的参与,那么它就可能导致宪政体系的崩溃。

网络帮助行为刑法不法归责模式——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网络空间中的帮助行为实质不法具有行为对象上的不特定性、行为方式上的非外在可辨别性和侵害结果上的非实体性,网络帮助行为的不法归责模式因此具有独立化的必要。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针对实质不法的特点,网络帮助行为不法归责模式凸显主观不法要素对不法归责范围的厘定效果和客观归责上的功能维护与管道治理的目标。网络帮助行为的不法归责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参与归责模式,刑法对此类行为的规制较共犯归责原则宽松,但也应当对其进行合宪性解释,归责边界应当遵循社会宪治的理念,以社会功能分化的视角构建网络时代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刑法解释框架。

宪政视野下的《刑事诉讼法·总则》

通过重构《刑事诉讼法·总则》,可以将其分为三部分,涉及权力分配问题、权力主体从事刑事诉讼行为时可能受到的限制、诉讼主体可以凭借的工具。第一部分是在宪政视野下的分析,其得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现代性因素非常多,权力分配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第二部分,涉及对权力主体的各种限制本身可以增加司法机关判决的可接受性,可以提高司法权威;第三部分,分析了刑事程序参与者可以凭借的各种工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其暗含的一些瑕疵、甚至缺陷,如不赋予法官独立权,仅仅赋予法院作为整体的独立权。

对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现实悖论分析

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实施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基于其重要性诸多学者迫切呼吁在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但综观我国目前的现状,会发现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因素在我国严重缺失,如宪法的法律性质,宪法的可适用性、完备的释宪机制、良好的宪政环境等等。如果盲目地在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会导致与宪法体系的一系列冲突和悖论,甚至会颠覆整个宪法体系。因而,在目前我国还不应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应有待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修宪后宪法监督若干问题探讨

2018年宪法修改,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条文中,明确了1982年宪法中的党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宪法监督的体制。为科学认识和更好开展宪法监督,有必要将宪法监督与批判西方宪政联系起来,将西方宪政与我国宪法相冲突的东西找出来,正本清源。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作为宪法监督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以对作为政治主体的党中央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宪法监督。同时,宪法监督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监督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是否服从党的领导,但如何对这种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民末宪政刍议

"民末宪政"是一个新提出的学术课题,该课题相关内容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未能提上重要位置。与民末宪政相关的研究虽早已有之,但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视野的限制长期没有深入的进展,民末宪政并没有真正进入历史学的视野。民末宪政的整个过程,经历了从酝酿、制宪到行宪三个阶段。随着新资料的发掘,民末宪政各个阶段的历史细节都需要进行充实。民末宪政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一场重要的政治改革,基于对宪政和民主概念的认知,认为从蒋介石、从国民党或从整个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等不同视角看问题,对民末宪政的历史诠释就会丰富起来,研究视野就会得以拓宽。

试论我国违宪审查主体

违宪审查主体的界定是构建违宪审查制度的核心。违宪审查主体、违宪主体、违宪审查程序启动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但侧重点各不相同。虽然学界对我国究竟该建立什么样的违宪审查制度争论不休,但违宪审查主体的确立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如何构建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具有相对独立地位、较高权威的违宪审查主体制度,是完善我国宪法监督机制,维护宪法权威的关键。

数据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我规制及其合宪性控制

数据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我规制关涉风险规制责任的分配、国家的干预限度、社会主体的基本权利及责任边界等一系列宪法问题,有必要进行合宪性控制。现行法律中数据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我规制方式主要包括组织性规制、行为性规制、协助性规制和伦理性规制。四类规制方式均具有合宪性。组织性规制和行为性规制构成对企业营业自由的限制,但限制是合宪的;协助性规制的主要宪法依据是民主权利(力)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伦理性规制的主要宪法依据是宪法的伦理性要求和补充实现国家安全保障任务的需要。为了保障数据的流通和利用,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当对数据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我规制进行合宪性控制,做到合理分配规制责任、避免对社会自我规制的滥用,善用后设规制、控制协助性规制对其他主体基本权利的侵害以及以宪法凝聚伦理共识、防止伦理性规制泛化。

我国强奸罪主体定位的合宪性评析——兼论妇女能成为强奸罪直接正犯的缘由

我国强奸罪行为对象仅限于女性,导致男性性自主权无法在刑事层面上得到保障。学界普遍狭义理解"性交"概念,进而认为强奸罪直接正犯只能是男子。随着性观念逐渐解放,口交、肛交、股间性交等性交方式严重冲击刑法传统理论。因我国强奸罪行为对象的定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导致其涉嫌违宪。从法无明文规定强奸罪直接正犯必须是男子、"性交"概念新解方面重新解读妇女能成为强奸罪直接正犯的缘由,可改变学界认为强奸罪直接正犯只能是男子的思维,以逐渐形成强奸罪面前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

美国自然资源公共信托理论的宪法化及其内在结构

公共信托法律制度的功能在于保护公众对自然资源的期望,以防不稳定的变化。公共信托理论原本是美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制度,各州将其宪法化强化了这一理念:公共信托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它可以不断扩大以满足社会的变化,回应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中的新问题。在公共信托理论的法律关系中,委托、受托和受益的三重性是理解公共信托目的之关键。在自然资源这类公共信托财产上,政府作为受托人既承担着私信托法所类推之信托责任,也承担着普通法上的积极和消极责任;法院既要对侵犯公共信托资源的政府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也要对私主体侵犯公共信托资源的行为进行监督。公共信托理论也要求个体作为公众成员承担保护公共信托资源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