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仙道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来源

明清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繁富,小说家纷纷对小说的结构艺术进行深刻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明清小说中一个新品种的道教仙道小说,据初步统计共48部,它们的作者都曾苦心经营过这些小说的结构模式,结果是全部48部仙道小说无一例外地按照“仙界开局式”“凡间发展式”“玉局结尾式”,即“仙界→人世→仙界”的三段结构形式来布局谋篇,这种模式同时也策应了明清文法、戏法、小说法等提倡的豹头、猪肚、凤尾的结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受诸如《太平经》等早期道教在经典制作上的文本模式的影响。但是明清仙道小说在结构安排、叙述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性,这是服从于仙道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其他外在客观因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清末基层警察教育探析——由武汉巡警教练所毕业文凭展开的考察

为落实预备立宪《逐年应行筹备事宜清单》关于组建基层警察机构的要求,民政部于光绪三十四年奏定《各省巡警学堂章程》,要求府、厅、州、县均须设一处巡警教练所,以培养基层警察。毕业于武汉巡警教练所的严良钜,其毕业文凭即为基层警察教育之实物佐证。严良钜文凭中记载的师资、课程等信息,反映出武汉巡警教练所不仅配备了优良的师资,还在《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规定课程之外,因地因时增添课程。然因《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办学要求有诸多好高骛远之处,不少地方因经费不足等困难推迟开办,甚至不能开办巡警教练所。按章办学的武汉巡警教练所,虽具有样板作用,但此一样板在当时并不具备推广之可能性。这也反映出清末预备立宪因操切行事而不能成功的一面。

清末《大同报》及其西藏报道浅议(1907-1911)

清朝末期,广学会名噪一时,它是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大量创办报刊、出版书籍,宣扬西学和变法精神以影响中国士大夫阶层,并妄图“自上而下”地影响整个中国。由其主办的《大同报》关注时政,积极倡导和平改良之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大同报》中的西藏报道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对清末西藏新政的报道、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的报道以及对《泰晤士报》记者兰敦及英印官员鄂康诺西藏记述的翻译。其中,对清末西藏新政的报道占比最大,这与广学会妄图深度参与并影响中国社会改革的目的相一致,也让我们看到了清廷加强西藏治理的坚定决心。需指出的是,《大同报》的西藏报道带有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它没有报道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也没有对英、俄侵藏的阴谋作任何分析,这是因为传教士们往往与殖民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客观来看,这些报道给关心时局者提供了难得的了解西藏事务的途径,也为我们研究清末西藏提供了新的视角。

庚子事变后南洋华人对新政改革的评议与倡导——以新加坡华文报刊《叻报》为中心的探讨(1900-1901)

义和团运动后,为了挽回声誉,重振民心,维护清廷的继续统治,刚刚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就颁布诏令启动变法,让社会各界各抒己见,由此拉开十年新政序幕。华文报刊《叻报》在1900年前后紧跟清廷的时局,积极报道义和团的动向和战争的进程,并对运动的失败和时局的败坏痛心疾首。当1901年初两宫诏令新政后,《叻报》仍然紧密关注清廷的动向,大量转载国内与改革变法相关的奏折和文章,并为新政建言献策,其中隐含着南洋华人群体希望国家民族自立与强大的爱国之情。

近代中国基层治理变革的设计、争议与困境——以城镇乡地方自治区域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改变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城镇乡三种自治区域的界定,事实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县以下没有建制化治理空间存在的现实。在自治区域的划分上,基本的原则依然是尊重传统,依照基层社会的“固有境界”而划分各级自治区域,这事实上将传统的治理传统和自然聚落制度化和正式化。城镇乡三个层次的自治区域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基层治理空间,对后世的基层治理制度和治理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以来东北森林资源开发及其环境代价

东北地区是我国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是 ,清末以来 ,随着东北区域开发的全面展开 ,尤其是林业产业的兴起 ,大量木材被采伐充作用材和原料 ,并作为—种重要贸易品大量输出海外。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乘机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滥砍盗伐使东北地区森林资源遭到破坏 ,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

家·国·天下——从钟颖疑案说起

清末民初,全国各地革命起义风起云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亦成多事之地。各种势力各种关系错综复杂,造成了许多历史疑点,其中钟颖疑案便是其一。其间的来龙去脉、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更是扑朔迷离。文章主要依托历史文献,剖析该事件中的种种疑点,昭示乱世中国家忠良之士应负有的责任和大义。

清末州县巡警的创办与基层社会

20世纪初,随着新政的举办,警察制度逐步向州县发展。清末州县巡警除承担逮捕、押解盗贼凶犯等司法职能外,还承担城乡户口调查与管理、卫生、消防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等职能,成为基层社会中的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然而由于这种权力行使的不规范,也由于州县巡警采取了"就地筹款"的方式解决经费来源,导致警民冲突不断。与此同时,随着州县巡警的建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发生转变,国家权力借助警察制度深入基层,并促使乡绅进一步分化。

清末民国云南名医余道善及《仲景大全书》

为了使学术界更多的了解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名医余道善先生及所著《仲景大全书》等情况,考证了作者生平及著作内容,对进一步研究这部具有云南特色的名著,了解这一时期云南地区中医专家如何运用中医理论、收集、整理古籍经验、传承阐发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之学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改革

袁世凯在清末力主废除科举制度 ,大力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积极规划学堂管理 ,是清末教育改革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清末西垦对毛乌素沙地的影响

以历史文献、地方档案及古今地图为主，采用政区和地名演变考证的方法，逐一复原了清代末年（1902～1908年）在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区，即今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及鄂尔多斯市区放垦的范围，这些复原的放垦地带或在今毛乌素沙地边缘地带或远离毛乌素沙地。文章通过对清末放垦背景及过程的分析，认为放垦避开了土质低劣易于沙化脆弱地段，所以清末放垦对毛乌素沙地沙漠化发展起的作用有限。

论清末白话报纸对“下层社会”的启蒙

清朝末期,有识之士为促进下层社会的觉醒,运用各种形式对下层社会进行启蒙教育,白话报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大多数白话报纸在受众选择上,"专为民间而设",定位于下层社会;在内容的编辑上,明确表示要"开心破愚",着力于启发下层社会民智;在启蒙效果上,"于劳动社会颇有影响",促进了下层社会智识程度的提高。

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

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 :改革行政管理体系 ,强化中央调控能力 ;设立银行 ,建立公库制度 ;整理全国财政 ,试办财政预算等。推动财政制度改革的原因 ,除了清末“新政”和“宪政”运动的需要推动外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以及国内爱国运动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此次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财政权力 ,促进了晚清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 ,而且为民初财政的管理也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但改革并不顺利 。

从商人对《破产律》的批评看清末的社会法律环境

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破产律》受到各地商人的批评与反对,不久该《破产律》被废止。从这些批评意见入手,分析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的立法意图、传统商业习惯、商民的法律意识程度及执法情况等所营造出的社会法律环境,说明社会法律环境的不健全,制约着近代商法的贯彻实施。

清末东北新政与东北城市早期近代化的发展趋向

以赵尔巽、徐世昌和锡良为代表的东北地方当局领导的清末东北新政改革,是东北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社会改革。虽然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这场变迁推动了东北城市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东北城市文化形态与习俗风尚向近代化转变,也促进了东北城市行政机构与市政建设的近代化转型,特别是对东北城市早期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同时,清王朝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决定了东北城市社会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必然受到制约。

清末预备立宪中的税收与“国会”互动

清末预备立宪财政危机深重,曾有经资政院"疏通舆论"增税之议,但资政院、咨议局只是微妙的民意(准代议)机构,议员请求"赋权于院"、"许民监察",屡为清廷所拒。由于缺乏监督政府说服民众之权能,资政院、咨议局终难协调政府增税。反过来立宪派也以税收作筹码,提请朝廷速开国会。但由于目标意识不确,上下缺乏真诚互动,英法美革命中税收与代议制博弈的一幕在清末没有出现,税收推动型代议制最终未能确立。

清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之得失再认识

华商附股外资企业是清季华商投资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使华商积累了资金、技术、企业管理经验 ,造就出一批颇有作为的企业家 ,使部分外资企业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直接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社会的进步。华商附股的资金 ,往往被外商用来打击华商企业。个别洋东无视华籍股东的权利。这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以及清政府缺乏一套必要的外商投资管理法规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