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人受拾遗补阙诸官的政治心态

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官职。唐代诗人担任拾遗和补阙之职者甚多,他们接受这一官职时的心态通过诗歌或其他文章表现出来。拾遗、补阙是品级较低但又极有前途的清望之官职,所以,诗人受此官时基本表现为感激;但也有辞而不受的。无论是感激还是辞让,都生动地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政治心态。

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

唐代设置了从八品至三品的谏官体系,谏官的制度化,一方面满足了文人谏政的政治愿望;另一方面又使得谏诤权力固化,削弱了文人谏政的政治使命感。这种现象在白居易的任职经历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与杜甫相比,杜甫虽然最高官职仅是八品拾遗,但却终身未忘谏诤本色。而白居易任拾遗只是其政治生涯中的短暂时光,谏职期间,敢杀身进谏。而不任谏职之后,则再无谏臣风采。杜甫和白居易代表了唐代谏臣的两大类型。杜甫是使命性谏官,而白居易则是职务性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