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on the Purposes of Literary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both immediate and in the future,are an issue to be pondered.A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responded that education has different aims,including the cultivation of citizenship,a flourishing life,and powerful knowledge.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se different general goals accurately fit literary education and attest to them in the form of questions.Under each section,the paper begins by outlin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oceeds to present the author’s judgment and reflections based on experiences related to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世纪80年代学术著作复译的反思——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的不同译本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一次翻译高潮,大量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著作,有的作品还出现了不止一个译本。伊格尔顿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也在这个时期被翻译成中文,中国大陆就有刘峰、伍小明、王逢振等人翻译的三个译本。这些译本在译者背景、翻译策略和国内接受等方面有相近的地方,也有差别较大的地方。学术著作复译是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向死而生之路

古代文论在当代学术语境与文化环境中的失效问题由来已久,“古代文论在当代已死”的论断甚至成为学界心照不宣的某种共识。20世纪90年代,学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并未能挽救古代文论,反而进一步将其扫入了“故纸堆”。学科化、体系化、科学化的“转换阐释”路径正是导致自主自为的古代文论逐渐丧失生命力的症结所在。因而,需在对此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古代文论在当代的阐释路径,从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通”——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有效性、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变”——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审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意义——走向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三方面出发,重新焕发古代文论在当代的生命力,探寻古代文论向死而生之路。

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系统全面地解读两者关系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有些专著虽涉及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但大都不是专题论述。笔者在梳理有关这一课题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以机构研究、制度研究和理念研究作为切入点,探索共和国教育体制对文学创作的正反作用,为当下文学教育提供镜鉴。

多模态隐喻视角下“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高级中文读写教程》研究

本文立足多模态隐喻视角,聚焦“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的《高级中文读写教程》,从语境情境、主题内容、表征形式和应用实践四个层面构建多模态隐喻分析框架,深入研究教材的文字、图像、图表符号及空间关系等模态的隐喻意义,阐释其承载的信息传递、对话沟通、深化认知等功能,在多模态教学理念的指导下提出该教材的使用建议。研究发现:多模态隐喻意义的建构和识读有助于充分挖掘国际中文教材所蕴含的多要素融合的编写理念、多种模态搭配的叙事方式以及“中文·国情”融合的编写路径,实现教材语篇意义、表达与结构的三维统一。

理论“失效”了吗?——对当代西方文论认识误区的辨析和思考

当代西方文论传入中国后,为外国文学学科注入了清新的源头活水,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和困扰。由于研究实践中的“理论”乱象丛生,弊端迭出,学界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质疑与批判声此起彼伏,如抨击理论脱离实践,指责理论解读文本无效,批评理论流于空谈,且只热衷于概念演绎等。本文针对近年来对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行辨析和思考,聚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在文本阐释中的有效性,以及20世纪西方文论的实践价值论等问题,尝试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和意见。

解释学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

伽达默尔之所以用游戏、象征、节日、语言来界定艺术,是本体论美学的语言游戏论对认识论美学的形式的主观合目的论的批判,实质上是要消解所谓人类中心论和主体性观念,以说明它们的非主体性和无目的性。主动性和受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本来就是辩证统一的,而且惟有它们的辩证统一才使社会实践达到了自由的高度,从而使整个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带有了审美性质或审美因素,并且在精神生产中生成出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及其结晶——美和艺术。在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新实践美学的文论,辩证地揭示美、审美和艺术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自由,走向自由的个体和多维的主体性全面发展的人,以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自由实践论取代语言游戏论。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

当下文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深切焦虑。西方文论的影响而导致的集体"失语",文论家们在当下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是这一焦虑窘境的两个主要方面。当代文论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坚持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理念,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

话语理论视角中的公共政策质量问题——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借鉴

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提出了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含义是双重的:(1)在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策略内部,这条道路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之下的“环式民主”———官僚制道路,也区别于现代性思维下的社群主义的直接民主道路,而倡导在公共能量场中通过保证参与者话语的正当性,提升公共政策质量。(2)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这条道路避免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各执一端,而融合两者。

前苏联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

前苏联文论是 2 0世纪中国文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 ,5 0年代被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典范 ,对中国当代文论基本理论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个理论体系的认识论构架和高度政治化的特点 ,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乃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都产生了复杂和多方面的影响。

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开启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新路径。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特征和历史命运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思想支援;而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变迁又促使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开,这种展开对有效地批判形形色色的虚假意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百年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三途并行向一途独进,三足鼎立向一家称雄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同时有其失误:一是经典文本与阐释文本的混杂性,二是翻译传播中的双重间接性;三是注重政治功利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当代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经典著作评注期,二是理论体系探讨期,三是当代形态建构期,而每个时期的研究都各有侧重点与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百年的传播与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二是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转型,三是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创新精神,二是二元对立思维,三是研究方法和思想资源单一。

艺术管理以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8·19讲话"既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指针,同时也为艺术学、艺术管理学的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指针。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应该坚信艺术乃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文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体制改革,是艺术管理在当下的重要现实任务。文化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要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就必须将艺术管理学置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艺术管理一定要牢记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艺术积淀和审美优势,走出一条独特的艺术管理道路。

后现代主义文论是如何进入中国和发生影响的?

本文回顾、考察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逐步进入中国并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五个阶段;以大量实证材料客观地揭示出这种影响是在文艺理论界对后现代文论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中发生发展的,而不是单向地盲目接受和生搬硬套;以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讨论为例,阐明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同时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错综复杂、交织互动的特点。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

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农村文化生发、传承的重要载体。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壮年人口持续快速向城镇转移,农村"空心化"趋势明显,这势必会弱化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既有的公共文化空间秩序。建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体系的研究框架,成为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文章借鉴场景理论的维度体系和分析框架,对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了维度设定和场景设计。

当代文论研究:反思、调整与深化

近一时期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形成了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新一轮历史循环运动,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和新问题。针对这种新变化和新问题,有必要在反思中调整理论立场和研究思路,以适应当代文论进一步建构和创新发展的要求:一是由追逐"文化研究"回归到立足"文学研究";二是由注重阐释现象回归到致力思考问题;三是由注重生产"知识"回归到努力重建"理论"。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站在建构性的理论立场,可以寻求朝着人学的方向,从人学与美学的视界融合中来观照和研究文学问题,在事实与价值、学理与信念统一的基础上,深化推进当代文论的理论建构。

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

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这是文化与民族性关系问题的一个局部。涉及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包括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现代性话语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以建构的眼光看待"本土"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等,必须逐一考察才能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引进各种西方的文学理论必须遵循一个重要原则:这些理论的意义是再现和阐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而不是将"中国经验"剪辑为迎合西方理论预设的例证。"中国经验"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中心词和理论场域的制高点。

中国当代话剧的文学性问题:从“泛文学化”到“去文学化”

从中国当代话剧的发展趋势来看,创作者对话剧剧场性的发展远超过了对其文学性的关注。伴随后现代文艺理论思潮的影响,戏剧的"文学性"概念内涵和作品的文学化程度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戏剧和戏剧文学。现代意义上的优质话剧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都具有极重要的艺术价值,它是将零散的、以往不加注意的、难以纳入主流的片段用形象的舞台语汇表现出来,使个体的丰富经验、内心的动态变化以及边缘人物的隐秘找到相应的演绎手段。所以,要正确看待话剧从"文学性"发展至"泛文学化"以及"去文学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