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anical Proofs about BW Multi-Party Contract Signing Protocol

We report on the verification of a multi-party contract signing protocol described by Baum-Waidner and Waidner （BW）. Based on Paulson＇s inductive approach, we give the protocol model that includes infinitely many signatories and contract texts signing simuhaneously. We consider composite attacks of the dishonest signatory and the external intruder, formalize cryptographic primitives and protocol arithmetic including attack model, show formal description of key distribution, and prove signature key secrecy theorems and fairness property theorems of the BW protocol using the interactive theorem prover Isabelle/HOL.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性质及其法律适用

在离婚的协商过程中,男女双方通过协议将财产赠与子女,是常见的一种离婚财产处分方式。但由于司法实践对于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性质认识不同,该条款产生的法律纠纷在法律适用上并不统一。为了给相关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通过理论与实践中对该类条款性质认定的不同观点与学说分别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将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定性为“利益第三人合同”更具合理性。在这一定性的前提下,选择适用《民法典》第522条的规定处理相关纠纷,更能兼顾作为利益第三人受赠子女的利益保护。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违约责任制度的亮点与盲点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未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在解释之外也创新发展了《民法典》规则,尤其是违约方终止合同时点、替代交易、违约金酌减等违约责任制度呈现诸多亮点与盲点。在违约方终止合同时点问题上,司法部门犹若“摇晃的钟摆”,长期摇摆于通知解除与司法解除之间。解释的方案貌似折中调和,却违背违约方终止的司法解除性质,又产生与同属司法解除的情势变更规则不一致的“精神分裂症”。替代交易是“虚拟的强制履行”,该规则不意味着替代交易行为只能在合同解除后实施。替代交易规则受到合理性规则限制和减损规则制约,但替代交易本身并非义务。解释“以旧瓶装新酒”,实现了对违约金酌减规则的升级再造。特别是在违约金不得调整约定之效力、违约金酌减的计算基础与考量因素、违约金不得酌减之情形等几个方面积极作为,虽尚有探讨斟酌之处,但进取创新精神仍值赞许。

论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中解除时间的确定——兼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9条

最高人民法院在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中解除时间的规定上变化较大。整体而言,存在法院自由裁量说和确定日期说。从合同终止(解除)的功能目的、体系解释以及规则设计的内在逻辑看,确定日期说是能够实现效率、合乎规则体系以及任意性规则设计等更优的和理想的选择。自由裁量说虽然描述了法院的多数实际做法,但其原理内核仍然只能是确定日期说。这一分析能够为法院在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中解除时间点确定上的一般情况与例外情况提供更好的指引。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失灵的司法干预——反垄断规制理论修正与合同解释规则重构

当前法院在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时所采用的诚信谈判框架,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其虽然有助于具体案件中的过错认定与司法裁决,但却不当扭曲了标准许可市场内的组织选择,可能招致许可合同司法定价和标准实施不当拖延等损害。事实上,单独的许可费争议在专利法或者合同法上不具有可诉性,而反垄断之诉也不会导致法院直接裁定许可费的结果。鉴于标准必要专利密集的技术领域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市场失灵,法院援用反垄断法微观调控具体的许可条款不具正当性,应以竞争损害为反垄断诉讼的看门要件,限缩反垄断法适用空间。最后,法院应发展一套高效的FRAND合同解释理论,来遏制那些星散的专利权人事后机会性的劫持行为。明确FRAND承诺产生利第三人合同的法律后果,并引入专利权人违约和受益第三人承诺权利消灭机制,将有效抵偿专利排他权减弱导致的高交易成本,促使谈判双方由目前诚信地参与谈判迈向实质性地达成许可合同,重拾标准实施的时间效益。

论违约方合同解除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明确规定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后,应摒弃对该内容的相关争议,关注法律的合理解释与适用。基于诚实信用和公平正义原则,在合同严守制度之下,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利大于弊。在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适用时应严格审查是否有恶意违约、利益失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等事项。

论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诉讼原告地位

依据当代中国行政诉讼法“民告官”理念预设的原被告角色及其诉讼结构关系恒定模式,在有关行政协议争议的诉讼中,缔约的行政主体不能作为第一审原告。究其原因,《行政诉讼法》只承认了抗告诉讼(撤销诉讼)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将行政协议误读为行政行为的种类之一。行政协议因此也具有了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并可以被作为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根据,替代了行政主体通过起诉方式解决缔约相对人不履约的诉讼模式。无论是对行政协议纠纷非诉强制执行的实质司法审查,还是以行政协议履行催告决定书作为非诉执行根据,都缺乏契约法理和强制执行的正当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范围内和我国法域内的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和受案范围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协议之诉是法律关系争执的给付诉讼,缔约的行政主体在诉讼阶段得提起债权之诉,在执行阶段得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严格可证明安全的两方协同SM2签名协议

SM2签名算法自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电子合同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用户在使用电子合同服务签约时,由于单个用户抗攻击能力较弱,存在严重的私钥泄露风险,因此往往将私钥托管在服务商的云端服务器上.但是这又涉及对服务商的信任问题,甚至直接影响电子合同的合法性.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我们基于同态加密的思想提出了一种两方协同SM2签名协议,用户和服务商协同生成并保存各自的私钥分片,在使用时通过线上交互的方式合作生成签名,从而同时解决安全和信任问题.我们发现,现有的两方协同SM2签名协议的安全性都存在问题或者错误,就我们所知,本协议是第一个严格可证明安全的两方协同SM2签名协议.

利他合同之第三人权利保护研究

《民法典》第522条在原《合同法》第64条规定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利他合同制度,为保障第三人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为解决利他合同中第三人权利保护面临的履行请求权受阻、拒绝权行使期限不明、违约救济权模糊等问题,建议:调整合同的相对性,兼顾合同相对性原则与第三人权利保护,尊重合同当事人意志;拓宽利他合同的适用范围,明确法定赋权情形,放宽约定赋权情形的适用条件;完善利他合同制度,对第三人行使拒绝权的“合理期限”作出进一步解释,明确第三人可以享有的违约救济权,并寻求应对债务人抗辩权的解释依据,保障利他合同中第三人权利不受损害。

违约方合同解除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分析

如何解决“合同僵局”问题虽然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这种“僵局”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给经济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法定解除权在传统共识上的行权主体范围仅指守约方,适用情势变更规则抑或吸收借鉴域外法中的重大事由解除规则解决“合同僵局”问题亦存在功能上的局限性,而打破“合同僵局”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沦陷于道德风险的桎梏中片面坚持合同严守原则并不是对守约方权益保障的最优解,赋予违约方以合法路径进行合同解除具有必要性。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是赋予债务人相较于抗辩权更为强力的救济,以此化解“合同僵局”,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资源的流通整合,体现其效率价值,同时防止守约方利用“合同僵局”损害违约方的利益,鼓励合同双方善意合作、公平交易,亦建立在公平与诚信原则之上,违约责任的强调亦是合同严守的另一种形式,因此,严格条件限制下的违约方合同解除具有正当性。

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跨领域许可FRAND义务研究

在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跨领域许可的进程中,通信产业与标准产品产业就供应链上的许可模式存在分歧。回溯分歧的发生背景和诉讼呈现可知,该分歧的实质为FRAND义务分歧,且应被锚定为终端级自由许可和组件级优先许可两种模式的争议。经总体检视,终端级许可将引致上游供应商实施行为法律确定性缺失、高交易成本困境与专利劫持的潜在风险,组件级许可则具有提升许可效率和抑制专利劫持的合理性,然而组件级优先许可义务的设定不符合比例原则。SEP持有人在有权自由选择许可层级的基础上,应充分履行包含FRAND谈判义务与SEP开放义务的FRAND义务,以消除前述风险。SEP持有人违反FRAND谈判义务的,将受SEP侵权不停止规则的规制,SEP开放义务则依托利益第三人条款的明确约定或合同解释得到履行。

《民法典》视域下金钱债务合同僵局的化解

金钱债务合同僵局表现为债务人难以继续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而债权人要求实际履行,其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合同拘束力限制制度的适用和完善。依据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是否影响公共利益,可区分其为一般形态和特殊形态。针对一般僵局的化解,现有的合同拘束力限制制度存有漏洞:法定解除权规则因金钱债务人和债权人根本利益不一致而无法适用,情事变更制度因前提要件和结果要件的严格限制而仅能适用于部分僵局;减损规则在金钱债务合同僵局的适用具有间接性。故可类推适用违约方解除权制度,借助“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构造债权人无正当理由应当同意转租的非金钱义务,并由法院对金钱债务合同僵局是否形成及应否化解进行审慎认定。针对特殊僵局,可由司法机关借助比例原则裁定私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在交叉处发生冲突的“权利部分”,并借助强制缔约规定划定权利位阶,以确定私主体的合同关系是否解除及债务人的赔偿限度。

WTO对中国电视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加入 WTO后信息技术产业、电信业和电影业的进一步开放 ,对中国电视传播业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将会越来越大 ,同时 WTO将给中国电视传播业在广告市场的份额、媒体经营成本和媒体结构的调整等方面带来较大的发展机遇。WTO将开辟一条中国电视传播业走向世界最便捷的通道。面对 WTO的挑战 ,中国电视传播业要在观念更新、体制创新、调整改革战略、培养人才诸方面做好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加速中国电视业体制的改造与整合 。

WTO与中国的电视传播业

中国加入WTO后信息技术产业、电信业和电影业的进一步开放,对中国电视传播业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将会越来越大,同时WTO将给中国电视传播业在广告市场的份额、媒体经营成本和媒体结构的调整等方面带来较大的发展机遇。WTO将开辟一条中国电视传播业走向世界最便捷的通道。面对WTO的挑战,中国电视传播业要在观念更新、体制创新、调整改革战略、培养人才建设方面做好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加速中国电视业体制的变迁与整合,促进中国电视传播业的有序竞争和发展。

合同僵局视域下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司法裁判之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正式确立了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然而,现有司法实践反映出该规则仍存在若干不足,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该条款适用范围局限于非金钱债务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不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金钱债务同样存在排除继续履行的可能,为有效化解合同僵局,将金钱债务纳入适用范围更为妥当。基于合同僵局案件特殊性,为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应在司法解除程序中明确法官释明义务,即对违约方解除合同及守约方追究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进行释明。违约方解除合同存在道德风险,为制约双方当事人滥用权利,鼓励通过自由协商化解合同僵局、定分止争,建议增设重新协商程序。

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解释论——基于涉他合同之体系定位

作为涉他合同的崭新条款,《民法典》第524条是为维护第三人利益而设,存有广阔的适用和解释空间,但也有待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归纳。为了更好地区分相关制度,其在概念选择上有赖于涉他合同体系的清晰梳理。对于引入意定代位制度来拓宽本条的适用范围在学界上颇有争议,由于法典上已经规定了债权转让及由第三人履行制度,因而目前仍不具备引入的必要性,否则极易发生混淆与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同时,基于三方利益平衡之考虑,有利益牵涉之第三人原则上无需以债权人或债务人同意为要件,但不得损害债权人权益且需履行对债务人的通知义务。在如何对抽象的合法利益进行具象化解释时,我国采取比较法上限缩解释的做法,同时结合我国实践案例进行类型化限定。随后可通过完善代位追偿权来维护第三人权益,但前提是第三人清偿时不得损害在先权利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部分履行场合之债权人,以便更好地类推适用《民法典》第531条、第700条但书之规定。

OTA网络平台的法律地位——以“携程杀熟案”为例

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大数据杀熟”纠纷频发,平台规制成为紧迫问题。目前,我国司法判例对OTA网络平台的法律定位主要有两种:服务中介商或网络服务合同的相对方,“携程杀熟案”即为典型例证。然而,将OTA网络平台仅仅界定为中介人或者合同相对方,这一判断与网络平台的实际运营特点并不完全匹配;而且,这种界定易导致平台的法律义务远轻于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与社会责任,进而造成网络平台“大数据杀熟”现象日益泛滥。“携程杀熟案”反映了消费者通过民事诉讼限制“大数据杀熟”的传统路径,存在信息不对称、举证困难、赔偿金额过低等基本缺陷。要想有效规制“大数据杀熟”,必须不断完善以反垄断为主要手段的行政规制路径,厘清行政执法主体不明、行政责任混乱等问题,从而弥补传统民事诉讼路径的缺陷与短板。

心理契约视角下高职院校高知群体党员发展研究

目前,一些高职院校的高知群体党员发展工作只注重和强调对标党章党规的刚性教育培养过程,存在党组织与教师互动协作不够深入、党组织和党务人员对党员发展工作落实不够到位、党员发展工作方法不够完善等问题,致使发展成效不够理想。基于心理契约的高知群体党员发展EAR分级分段方式强调心灵契合与目标期望的柔性软功效激发作用,有助于促进党组织与教师高度互动协作、党务人员积极作为、工作方法及流程精准高效,契合高知群体的特殊心理需求与思想成长发展规律,可极大增强其入党积极性,全面提升心理认同、思想认同、政治认同和组织认同水平,从而实现党员发展数量与质量双提升。

小岗“大包干”改革及其当代启示——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小岗“大包干”从被否定到被肯定,从基层创新上升为中央政策,经历了从酝酿到诞生及至合法化三个阶段。小岗“大包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创举,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形成了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成果,孕育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实践、制度、精神、理论四个层面的贡献。新征程上,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矛盾,仍然需要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总结小岗“大包干”改革历程及其经验,对于持续全面深化改革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一种抗分布式机器学习恶意节点的区块链方案

现有的分布式学习方案大多通过在协议中添加惩戒机制来解决恶意节点问题。此类方法基于两个假设:一是参与方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放弃恶意行为的假设,在事件发生后才可以对计算结果进行验证,不适用于一些需要即时验证的场景;二是基于可信第三方的假设,然而在实际中第三方的可信度却无法完全保证。利用区块链的信任机制,针对该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抗恶意节点方案——将机器学习中模型训练的全过程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以确保机器学习过程不被恶意节点破坏。本方案以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分布式机器学习模型为研究模型,利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来实现数据的共享、验证和训练过程,所有参与方均只能按照指定的协议执行,将所有参与方转换为半诚实参与方;同时,为解决区块链公开透明特性带来的隐私问题,利用环签名隐藏参与方的数据地址,保护参与方的身份。与传统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分布式机器学习模型进行比较,表明本方案在抵抗恶意节点方面具有较强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