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经济权力法律治理的现代转向

数字时代下数据、算法和平台等现象的涌现表征着社会权力的兴起。在以国家和个体二元划分为基础的传统范式中,权力来源限定于国家,维持着“公权力—私权利”对峙的基本格局。但是,现代社会内部冲突和分化的结果在事实层面已经产生了以经济权力为代表的社会权力。经济权力以资本运行和增殖为基础,同时通过组织和技术实现权力的支配和宰制效应。然而,传统法律框架忽视了经济权力治理的现实意义,以及对蕴含于其中的资本和技术予以规制的必要。经济权力的治理应以三元融合的社会结构为基础,具体治理路径需要以规制经济势力为核心的反垄断法来主导建构,同时坚持公法和私法融合的协同规制,最终实现对经济权力结构中技术和资本的共同治理。

论党的规范性文件之规范效力——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为例

党的规范体系由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构成。相较而言,党内法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获得了更多的学术关注,但针对党的规范性文件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在我国国家治理实践中,党的规范性文件绝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文件,而且在特定领域、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具备相应的规范效力,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忽视党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问题,将难以证成党的规范性文件在现实中参与国家治理、调整相应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正当性。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通过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诸多党的规范性文件将党和国家的意志转化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与转型的规范指引,其灵活性、针对性强的优势满足了生态环境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需求,典型代表领域如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党的规范性文件之规范效力有别于党内法规的“溢出效力”。党的规范性文件在满足一定要件时发挥特殊的规范效力,主要体现为效力形式、效力程度和效力范围的特殊,其效力发挥的要件包括调整对象的重要性、内在属性的双重性、发展目标的探索性。

浅析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合同第三人

合同第三人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是合同效力扩张的结果。本文从新的角度探讨合同效力扩张的动力,并为合同第三人界定概念及进行分类。

论德国法中的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

德国法中长期由判例发展出的由第三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做法已借助新债法的修订正式纳入民法典中,这一对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突破昭示了该责任信赖保护的宗旨,可以对正确认识缔约过失责任提供启示。

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与合同的第三人效力

合同权利义务仅发生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 ,但合同效力又常及于第三人。现行《合同法》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而让债务人为所有“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是显失公平的。“第三人”应界定为债务人的履行辅助人和上级机关。我国立法应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

善意取得法律效力研究——以转让合同的效力确定为基点

善意取得法律效力主要涉及善意取得下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学界关于善意取得法律效力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转让合同有效为前提,满足了形式上的合理性,却存在着诸多可商榷之处。事实上,无权转让合同应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依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而在转让合同被重新确定为无效的前提下,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应当重新界定:法律应认可原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基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交易关系,从而由原权利人对善意第三人承担物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

困境与革命——对合同相对性的第三人解读

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法的一块基石。但是在合同相对性的本质中,就已经孕育了革命的种子——第三人。20世纪以来,经济的复杂化和交易的日趋频繁,使得这粒种子茁壮成长,并突破了它的内核,因此,应当承认革命者的地位,重新界定合同相对性的内核,建立第三人制度,平衡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利益。

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再思考——从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的主观方面分析

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我国学者众说纷纭,其主要观点为效力待定说、无效说和有效说这三种。笔者认为这些学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武断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商榷。笔者通过对已有的三种主要学说进行较为详细的评析之后,认为从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的主观方面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进行再思考,可以得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可能为无效、可撤销或有效的结论。

论未生效合同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所产生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基于这种区别产生了合同虽已成立但未生效时的效力问题及责任归属问题。本文从我国现行立法出发,对未生效合同的效力、责任及其相对人保护等问题浅谈笔者的几点看法。

《劳动合同法》实施效果之实证研究——基于东莞市三方主体2568个调查样本

《劳动合同法》实施的长期效果如何？学界对此研究比较薄弱。借鉴三人社会理论,通过对东莞市的劳动者、企业和调解员三方主体共2568个调查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成本,抑制了用工灵活,引起了企业撤资,减少了就业岗位,同时提高了劳动合同签订率,延长了合同期限,但没有提高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率,也未达到稳定劳动关系的目标。

未成年人订立合同之效力限定——保障弱者权益与维护交易安全间的衡平

各国民事立法对未成年人订立合同的效力限定反映了立法者在保障弱者权益与维护交易安全间的考量。我国现行《合同法》的规则设计权衡失当,它重在使未成年人免于承担交易风险和免受损害,却忽视了其缔约自主权;而对成年相对方的利益保护缺位则给市场交易秩序埋下了安全隐患。对此,应细化对未成年人一方提供的特殊保护,兼顾其缔约自由;同时在法定条件下保障相对方利益,维护交易安全。

论未生效合同

未生效合同是指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 ,它是法律对合同的暂时性评价 ,是合同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未生效合同概念之生成源自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之区别。它包括四种类型 :须批准、登记型 ,附停止条件型 ,附始期型及效力未定型。它在合同效力体系中 ,应属于效力未定的合同 ,而不是有效合同等。最后 ,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

合同相对性与债权保护的若干问题——兼评《合同法》相关条款

相对性是合同债权的决定性特征之一。随着实践的发展 ,合同相对性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突破。我国《合同法》基本上确认了合同相对性规则 ,尤其体现在对侵害债权制度的否定上 ,但对其他一些具体制度如债的保全、责任竞合等又充分考虑了实践的需要而予以采用 ,体现了《合同法》为保护债权 。

基于契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税收筹划研究——以企业与税收当局的博弈为例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利强制地、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对纳税人来说是一种负担,纳税人为最大限度获得利润,会尽可能地减少税收负担,税收筹划正是减轻税收负担、增加税后收益的有效途径。有效税收筹划以"税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有效税收筹划要求筹划者必须考虑税收筹划对交易各方利益、隐性税收与非税成本。契约理论要求企业必须考虑拟进行的交易对交易各方的税收含义。而税收当局是对企业有税收影响的最重要的契约方。分析契约理论及其在税收筹划中的应用,并以企业与对其有税收影响的最重要的交易方——税收当局的博弈为例进行分析,从而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契约理论在税收筹划中的应用。

声誉视角下融通仓第四方物流动态激励模型

构建融通仓第四方物流(fourth party logistics,4PL)动态激励模型。该模型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考虑声誉效应的隐性激励因素,建立单一委托方与多个代理方关系的动态激励模型,并在模型求解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算例分析。结果表明,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3PL)的努力程度与声誉系数和4PL激励系数成正相关,与风险规避度成负相关;4PL的激励系数与声誉系数和风险规避度成负相关,引入声誉效应后3PL的努力程度提高,可以有效减少4PL激励成本。

未生效合同的保护

未生效合同是指已经有效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此概念源自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之区别。生效与否跟有效与否的判断不同,未生效不等于无效,生效与否的判断是时间的函数,可以将这种判断称为过程判断。本文将未生效合同分成三类: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合同;附延缓条件、附始期的合同;当事人约定其他生效要件的合同。三类未生效合同各有其特征,民法应当基于合理性的考虑,对各类未生效合同的保护作出妥适的规定。

从网络点击合同效力分析看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

网络点击合同的效力不等同于传统格式合同效力,从主体缔约能力的确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电子格式条款的效力判定分析有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实现网上交易的公平。设立网店实名制度和撤销权制度等配套制度、规制网络点击合同电子格式条款是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应对措施。

试论利他契约及《合同法》第64条之规定

在分析利他契约的效力和特点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合同法》第64条之规定,认为该条规定的是代为受领制度,而不是利他契约制度。

试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中“第三人”的特性

契约相对性原则是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它曾经严格限定了契约责任的范围。随着契约相对性原则被突破,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力度得以加强。无论是德国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还是美国商法典中的利益第三人担保责任,都扩大了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从而使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如何界定第三人的范围问题成为热点中的焦点,本文从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是对合同相对性挑战开始论述,认为分析第三人范围的前提是明白此种制度建立的目的、意义和基础,并在比较德国和美国立法的基础之上论述了确定第三人范围的要件,最后强调此制度中的第三人与其他第三人制度中的第三人应当严格区别。

试析第三人代付保险费之法律效果

保险费之给付在性质上属债的清偿,本应由投保人负担;但第三人代为给付时,其法律效果如何,保险人得否拒绝受领?对此,我国《保险法》付之阙如,实务中争议颇多。文章主张,应视第三人为利害关系人还是任意第三人,以及区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性质不同,而其法律效果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