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物流合同法律关系与法律适用

本文认为,第三方物流合同是第三方物流活动的法律形式,与一般民商事合同相比,它涉及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诸多环节,合同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也更为复杂,除运输、储存等一般物流服务法律关系外,也有代理、居间和行纪等法律关系。因此,第三方物流合同将受到不同层次和不同内容的法律规范的调整,而不同法律调整的结果可能会使物流争议发生时其处理结果大为不同,其法律适用过程也具有特殊性,不同法律关系法律适用的具体原则和方法也不同。作为第三方物流合同当事人,必须签订好物流服务合同,明确有关合同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法律性质,确定责任分担,控制合同风险;提高物流法律意识,既要具备物流专业知识,还要深入了解物流法律,以准确使用物流相关法律妥善处理各种物流活动争议和纠纷,保障物流当事人合法权益。

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地位的立法模式

《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国际条约地位的条款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出现法律空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也未对此作出规定。第142条有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国际惯例也可适用等内容,在现有民事法律中未能完全覆盖。条约必须遵守来自各政治体意思自治与国家是独立于个体的组织体这一法理。国际条约地位条款事关国家立法权限的分配,将其置于宪法性文件中最为合理。在民法典时代,针对民商事领域出现的国际条约地位漏洞现实,存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补充方法。

故意伤害“轻伤与否”定性共识的刑法质疑——以刑法总分则关系下的完整法律适用为视角

故意伤害需"轻伤"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是理论上和实践中几乎不受质疑的"共识"。然而,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定性尴尬情形表明,如此"共识"实际上是片面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主要在于没有真正认清刑法总分则的系统关系及其所决定的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继而造成对个案适用法律的不完整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由此,故意伤害罪是否以"轻伤与否"作为定性标准,不能一概而论,需基于刑法总分则关系的系统化理解,将其置于个案完整法律评价体系进行具体考察,其中,对故意伤害"轻微伤"案并非都不以故意伤害罪定性,对故意伤害"轻伤"案并非都成立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位阶探析——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位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立法合宪性问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公布标志着该法在此问题上已有定论,但该法的法律位阶及相应的立法活动是否"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仍有讨论的空间和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该法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实施及实效,该法的特殊重要性更是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之立法"错位"的一个绝佳样本。该法作为国际私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和未来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决定了其立法权应属于全国人大,但该法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事实表明,我国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有关立法存在严重的不科学和不规范问题,有必要从宪法和宪政的层面予以规制。

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方式探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背景

201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规定为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该原则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彰显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重要性。伴随产生的问题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应该如何对整个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方式是什么?为解决此问题,本文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属性入手,阐述了该原则适用方式研究的必要性,最终确立了"法律关系要素分析说"作为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方式,以期能为司法实践服务。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的关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新法与旧法的关系等一系列法理;也涉及到了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特别规定"规定导致该法成为一般法,《民法通则》的一些规定成为特别法的倒置现象。而第五十一条前款的规定则是以作为普通法律的《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排除了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条文的适用。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法律竞合,可以有三种办法:启动修改法律的程序;启动立法解释的程序;提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本法律。

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体系评析——渊源、方法与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我国有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最集中的渊源,它具有承启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前沿性。在方法论上,我国立法采取的是分割论,将涉外合同一分为三,分而治之;并改变前此内外有别的双轨制做法,统一启用1999年《合同法》调整涉外与国内合同。在适用秩序上,我国立法确认了国际条约优先、国内立法次之、国际惯例补缺的位序。

制裁法对合同法律适用的影响及其应对--一个不同于传统的解释维度

为了免受制裁,企业往往会约定遵守制裁法,以满足合规要求。在后续的争议解决环节,裁判者务实地处理制裁法的法律适用问题,能够为交易安全注入确定性。然而,根据传统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国际私法属于民法的延伸,外国公法无法引入该领域,这意味着企业仍需面对“遵守制裁—违约风险”和“违反制裁—制裁风险”的两难困境。更恰当的做法是从冲突法革命后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出发,对国际私法的公法化或社会化现象作合理解释。通过“政府利益分析说”重构国际私法,中国的公法规范也可进行域外适用,其中的反制裁法甚至能在域外产生阻断制裁法实施的效力。

滥用本人银行卡行为的刑事法理分析——兼评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路径

滥用本人银行卡具有典型的民刑交叉属性,其中持卡人身份和银行卡操作流程均具备合法性外观,这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在银行卡法律关系中,存款的占有判断标准和ATM机的法律属性,应结合民法和刑法各自特征分别做出。对于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存入假币换取真币以及挂失取走本人银行卡中他人钱款的行为,应结合钱款的归属、钱款的受控状态以及实行行为特征,分别认定为盗窃罪或诈骗罪。在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归责中,不能一概采取先民法后刑法的法律适用路径,而应结合自然犯和法定犯的不同特征,确定法律归责方式。

“贝科克诉杰克逊”案件研究

美国纽约州法院1963年审理的"贝科克诉杰克逊(Babcock v.Jackson)"案件是美国冲突法发展史中极为重要的案例,对美国法律选择原则和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案件所蕴含的最密切联系方法并不完善,依据法律关系理论研究解决此案件更具有针对性。

房屋拆迁评估法律探析

房屋拆迁评估结果直接关系着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判断房屋拆迁评估行为的合法有效,必须具备房屋拆迁评估法律关系的三个要素,即主体、客体及内容,还必须遵循房屋拆迁评估的原则,即独立评估原则、客观公正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并正确适用法律,以保障各方权益,维护社会发展及其稳定,使房屋拆迁评估工作朝着独立、公正、合法的方向发展。

论涉外代位权法律冲突的解决

涉外代位权法律冲突是涉外代位权法律适用的冲突。代位权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特别规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解决涉外代位权法律冲突,要依次解决对涉外代位权法律关系的识别、管辖权的确定和法律适用三个问题。

涉外网络侵权法律适用规则探析

传统的侵权法律适用规则在互联网环境下正面临着巨大挑战。2011年《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对涉外网络侵权案件法律适用有了些许规定,然目前仍存在如法律规定不统一法律适用不一致;有关法律术语的含义不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法律适用上缺位等问题,网络技术不断更新、侵权案件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些传统规则和对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新规定作出新的思考。因此,涉外网络侵权法律适用原则应调整定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6条和第50条也应给予适当的修改。

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的因果关系一直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争论的问题,不同学派有各自的观点,虽然各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不足之处,在指导司法实践过程中易产生混乱,势必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双层次原因理论,构建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体系,将对司法实践现状产生实际有效的指导作用。

俄罗斯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

继承是既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又与一国的文化传统、婚姻家庭有密切联系的法律制度。涉外继承关系是否能得到正确的法律适用直接关系到涉外民事主体的财产所有权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因此,对俄罗斯关于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规定加以探讨和研究对我国相关立法进程有积极作用。

论涉疫犯罪行为的刑法应对及基本立场选择

对于突发传染病期间的涉疫犯罪行为,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兼顾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积极谨慎地适用刑法。对待疫情期间出台的司法解释,应当结合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对其中界定模糊的部分予以明确化、确定化。对于涉疫犯罪行为,应当结合行为主体、侵害的法益等不同而做类型化梳理与解释,同时注重各罪的具体适用。疫情结束后,为避免刑法万能论,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其最后保障机能,在明确法益侵害性的基础上,继续运用违法犯罪二元机制为刑法的介入设置合理边界,并从客观主义向度探寻社会风险的刑法应对机制。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困境及其出路

涉外法治工作的开展将助力我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培养优秀涉外法治人才是我国涉外法治工作顺利开展的必经之路,有利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等经贸合作的开展和解决存在的各类争端问题。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仍旧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高校培养模式落后、实务部门需求错位、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更好解决当前培养困境,应当着眼于涉外法治人才中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建议通过实务部门明确培养导向。高校培养对接需求并且积极学习他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经验,同时根植家国情怀、推动我国涉外法治人才教育模式革新,建立专门人才队伍、助力我国参与国际法治的进程。

中国民商事案件涉外性评判的兜底条款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为界定“涉外民事关系”作出指引,并设置了兜底条款以囊括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形。兜底条款的设置有助于确保规则的社会适应性,其适用应遵循一定的解释原则以实现司法实践中“同案同判”。依同类解释方法,兜底条款的内涵为法律关系诸要素的扩张;依目的性解释及“反向排除”方法,兜底条款的外延可以界定为与外国或外国法存在实质联系的情形。

我国涉外民事案件中自然人“经常居所地”界定的困境探析

自然人“经常居所地”概念具有双重属性,其既是主体涉外认定标准的事实要素之一,又是我国重要的属人连接点,分别作用于民事诉讼程序和法律选择适用领域。该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其具体内涵需要在相关法律解释的指引下结合个案才能予以明确。但是由于这种界定方式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自然人“经常居所地”的认定面临着法律依据模糊和概念混淆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立法上,部分法律出现了缺位现象或呈现僵硬化趋势;司法上,许多法院忽略了相似法律概念的差异性,任意混淆错用。

我国涉外特殊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之检视

人格权是宪法上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而各国对于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问题都十分重视,我国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当今大众传媒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以传媒方式侵害人格权的案件频繁发生,对此我国201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六条首次针对涉外特殊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问题做出专门规定。然而,该条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效果并不理想,我国法院审理的涉外特殊人格权侵权案件中依旧存在着不少法律适用问题:一方面,法院援引的法律依据混乱;另一方面,部分法院还超出既定规则运用了意思自治原则确定案件所需适用的准据法。基于此,文章检视上述问题的成因,并试图为我国涉外特殊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调整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