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ing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idelights on Asian Political Parties' Special Conference on the Silk Road

The Asian Political Parties’Silk Road Special Conference on the Silk Road,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was held in Beijing from October 14 to 16,2015.Delegates had an open dialogue on the theme'New Vision of the Silk Road,Actions for Common Development'and adopted an outcome document entitled'Bei-

CHINESE APPROACH FOR GLOBAL GOVERNANCE EXPOUNDED IN REPORT AT CPC'S 19^(TH) NATIONAL CONGRESS:CHINA'S CONTRIBUTION AND ROLE

As the biggest ruling party in the worl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regards making new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s for mankind as its abiding mission, and has made the solemn commitment to the world that Ghina will continue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stick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uphold its fundamental foreign policy goal of preserving world peace and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and forge a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 featuring mutual respect, fairness,

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国际主义思想对当今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启示——以《共产党宣言》为文本分析

《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的国际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资本家剥削要求工人阶级国际联合、将国际联合与民族解放相统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追求人类解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当今世界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呈现出新的形式、特点,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通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对于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启示:坚持把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作为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理论基础,坚持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构建新型政党关系,坚持创新联合形式以加强世界共产党的团结合作。

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重估与自省

抗战时期,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关口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回看国民革命,是一个极具意味的话题。相同的盟友,类似的统一战线策略,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这些境遇促使中共对自身过往作出认真的回顾与反思,有了直面历史的可能。一般的历史叙述都会强调作为幼年时期的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尤其是后半段,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失去了革命领导权,最终导致了失败;在抗战时期,中共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因而各方面工作有了充分发展。但重新审视战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大革命的认识与表述,却并不完全与既定的历史表述相吻合,相当一部分人更多地抱有正面的观感。对于国民革命的反思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持而完成的。同时受制于种种因素,批评又相对克制、含蓄。历史运行实态、抗战时期中共对大革命的认知以及后来的历史叙述,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透露出历史深处的复杂与微妙。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应对策略研究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并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影响其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舆论上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论调,在军事上积极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些策略既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言论,争取了舆论主动,成功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为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组织起来”的号召,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在借鉴吸收农民传统互助形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采取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典型引领、劳武结合等方法逐渐将分散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实践证明,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在克服根据地劳畜力短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善群众生活上呈现出显著的效果。总结太行、太岳根据地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组织农民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抗战中的续范亭: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典范

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推动全面抗战的战略举措。该组织主任委员、著名爱国将领、国民党元老续范亭是广泛联系各党派各力量的灵魂人物。他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反对和抵制阎锡山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他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勇于揭露和批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坚决服从党的决议,执行党的决定,与党和八路军干部建立了深厚友谊。续范亭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典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以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称谓、制度建设等话语为核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经历了独特的过程,其在时序上展现为萌芽、生长、形成、发展等阶段,在话语上以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称谓、制度建设等为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制度核心概念纷纷出场,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萌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核心概念逐渐演化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话语、功能话语、建设话语,促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生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正式命名的制度称谓话语出现,它统领了制度结构话语、制度功能话语、制度建设话语的体系化建构,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逐渐形成。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化和命题化,推动了制度称谓话语、制度结构话语、制度功能话语、制度建设话语实现更高水平、更全面的构建,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逐渐发展成熟。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合作化道路走过了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时代也有多方探讨和实践,在长期的发展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一直是中共经济史的研究热点。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理论、历史发展以及专题研究等方面。从整体上看,研究成果丰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但也存在具体史料挖掘不完善、具体问题研究零散、缺乏国际视野、缺少比较研究等问题。今后的研究需注意既要把握学术热点,也要弥补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努力完善相关研究内容与体系。

“国共合作”中的武汉抗战音乐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全面抗战的局势下,促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在艺术领域,成立了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虽名义上是国民政府部门,实际上则是由中共长江中央局周恩来同志具体领导的。它团结和动员了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人士一致进行抗日,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战斗堡垒。“三厅”是国共合作中的一个宣传部门,主要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它曾先后在武汉举办了多次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音乐宣传活动,鼓舞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抗日热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国家统一思想相似性论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国家统一思想是该时期两党国家统一实践的理论凝结,二者都传承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而始终坚持国家必须统一的立场,都以阶级利益为基点力争掌握国家统一的主导权,都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背景下深刻把握了武装斗争的国内特性。

国共合作发展的新空间——试析马英九上台后的国共两党关系走向

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顺利当选,国民党重新获得地方执政权力,两岸关系面临新的转机。未来国共是走向合作还是对抗?文章从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以及新时期国共两党的接触来分析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对未来国共两党合作前提和框架、合作方式以及合作内容作了具体分析。

信息化视阈下海外学生党建工作的现状与创新模式研究——以南京邮电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为例

随着我国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海外学生党员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规范化、科学化地做好海外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已是当前和今后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规范海外学生党组织建设,以"网络党建"为平台,开拓海外学生党建工作新模式,从而增强海外学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的历史实践及基本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是指导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指导下,顺应时代要求,立足国情农情,历经长期艰苦的历史实践,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遵从生产关系变革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愿原则;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营,创新合作经济实现形式;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其在实践上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在理论上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镜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