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DITIONS FOR CHINA-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From the "Five-clause Agreement Draft" of 1944 to the Shanghai Communiqueof 1972,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US) and the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ent through a cycle from partners to foes thenback to partners again.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 huge number of booksand articles on CCP-US rela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bo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China.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background, Chinese and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推动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共同推进大革命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在任内通过建章立制、创办党报、完善组织,统一宣传工作,实现“党治宣传”。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置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组织环境下,可从中管窥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观念、宣传内容、宣传组织、宣传形式等方面顺应政党政治兴起与大革命潮流而凸显出的独特优势。

土耳其革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在确立合作、推进革命的进程中,不约而同地引用、借鉴由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这是因为土耳其在苏俄帮助下,民族革命运动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土两国相似的国情和革命目标,自然令地处远东的中国革命者聚焦近东的土耳其。作为国共合作语境中的热门话题,苏俄、中共要借土耳其的榜样效应,努力建构革命联合战线全力推进国民革命,国民党也希望效仿土耳其,一举完成建国大业。但是,由于土耳其转向反共及其与苏俄关系的反复,令中国革命者对联合战线产生忧虑,更成为国民党右派辩解其反革命行径的借口,最终使土耳其革命成为国共合作破裂的一个悲剧性注脚。

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及其评价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确立发展合作社经济政策,并从法令章程、财政金融及人力资源等层面予以扶助,其政策措施的完善程度与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推行中,受多种因素制约,国民党政府的扶持性举措实现程度有限,政策实施绩效明显不足。

“第三次国共合作”解读

现在有不少人希望能够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本文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台湾现行的政治体制、国民党的政治转型、民进党以及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的看法、共产党的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但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目标的国共合作则是可行的。

新时期国共关系展望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成功促成同国民党的两次合作,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它们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广泛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进入21世纪的国共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微妙时期,两党是否能再次合作直接关系到两岸和平和祖国的统一大业,有必要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做一些思考和分析,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与皖南事变

自从1938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华中的决策后,皖南和江南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华中逐渐成为新四军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此,皖南新四军必须北移以作支援。而国民党政府以中央政府的身份迭次发出命令,必欲将中共军队驱逐出华中。国共在华中,尤其是苏北的冲突日渐激烈。《中央提示案》和“皓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并未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相反加紧发展华中,并要皖南方面做好北移准备,试图以此让步缓解双方矛盾。但就在中共试图缓和国共关系之时,苏北的曹甸战斗却使双方更形紧张,也使皖南新四军直接北渡长江成为其唯一选择。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途中,皖南事变发生了。

论大革命后期张发奎与中共的离合

张发奎是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 ,大革命时期 ,曾经与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合作 ,中共也曾经对他寄望甚殷 ,对他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紧要关头 ,张发奎仍选择了追随右派分共。中共遂放弃“依张”政策 ,单独发动南昌起义 ,对此 ,张提出“井水不犯河水” ,分共而不积极反共。不久 ,张发奎赶走桂系、回到广州 ,中共提出不要对张再有任何幻想 ,又在广州发动起义 ,张大为恼怒 ,极力镇压。国共分裂之初 ,中共还不懂得应如何对待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

必然还是偶然?——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原因再探讨

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基本原理,对理论界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性问题的认识进行再探讨,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并非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现象,而是当时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并且在这些诸多因素中,中国共产党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具有决定性作用。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土地政策上的合作与互动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积累的大量矛盾,常常引起整个社会动荡和不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共两党都对土地政策做了相应调整,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对国民党土地政策变化的影响,指出两党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制定出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对于维系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功不可没,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亦不应被忽视。

民众运动与平民政权的实现──中共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对政权问题的探索

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在于仅仅起到了宣传和动员民众的作用。作为国民会议运动的实际主导者,中共更是把民众运动看作达成国民革命目标的新手段和新方法,期望通过召开由民众团体选举的国民会议,建设"真正民主政治"和"平民革命政权",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在国民会议运动的不同阶段,中共关于政权问题的具体主张也有变化,并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进行了初步实践。虽然国民会议运动最终归于失败,但中共对政权问题的探索为尔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研究

国共两党最初的政治纲领是两党政治纲领演变的基础 ,对此后 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党最初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曾一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使其纲领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失去了进步性 ,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从而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最初提出的政治纲领虽然脱离中国实际 ,但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使它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纲领 ,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通过对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 ,总结国共两党最初政纲的异同点 ,探讨两党纲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

国共合作与学生运动(1924—1927)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学生运动,只强调中共的领导而回避或淡化国民党的作用,或一味突出两党尤其是国民党对学运领导权的争夺,都不免有所偏蔽。国民革命的发展既得益于国共合作推进,作为其中一种重要力量的学生运动的发展,自不可能例外。这不仅是指"五四"后学生运动最终走出低谷,归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重新蓬勃发展,乃得益于两党的共同引导;而且是指,尽管中共的学运工作更显得力,但它毕竟借重了国民党的旗帜与体制资源。所以应当承认,"五卅"与"三一八"两场学生运动,终究是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共赢的范例。同时,也惟其如此,其彼此注意维护统一的学生运动的发展,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1 93 6年 2月至 1 93 7年 7月 ,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汪精卫据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 ,后持反对态度 ;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 ;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 ,更不赞同国共合作 ;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总的来看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既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面 ,又有适应时局发展稍做调整的一面 ,但他的这一调整并不彻底 。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历史作用

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扩大了统一战线,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发展了三民主义,指导了两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实现,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国共关系述论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总觉醒,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事变发生后不久,便使国共两党由原来的对立、停战走向携手合作,酝酿已久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抗战开始到武汉保卫战期间,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关系比较密切。两党虽在政见上有所不同,而且矛盾很大,但终究没有破坏统一战线,各自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做出了巨大贡献,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光辉篇章。认真研究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发展过程及特点,特别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共关系出现的特殊局面,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共三大代表关于国共合作的态度与行为影响研究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0人。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共合作持反对和弃权意见的19名代表,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中共创建时期服膺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二是中共创建时期直接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三是中共创建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工人代表。其反对和弃权观点不一。赞成的21名代表意见也不一致。无论是反对、弃权还是赞成,都是出于认识上的问题。其中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人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甚大。三大与会代表的正反态度交锋,直接影响了国共合作的走向,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革命问题和因革命问题而采取的革命行动。

南昌起义前后“复兴国民党左派”政策钩沉

1927年"七一五"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全党继续执行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希望能复兴"左派国民党"。南昌起义正发生在此期间,因此起义后成立的政权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脱离了中国实际,受到党内同志的质疑。中共中央一方面贯彻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指示,另一方面也对此政策不断作出调整,最终在9月中旬结束这一政策,随即派专人通知南昌起义领导机关。起义主力失利之后周恩来在流沙布置善后的会议上正式打出苏维埃旗帜。大革命失败后提出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是因为共产国际一直对国民党有过高的评价,并且机械地套用"三个阶段"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大革命。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下,国共两党求大同,存小异,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策略性,以《八一宣言》为标志,几经努力直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国共合作才得以最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开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