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为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组织起来”的号召,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在借鉴吸收农民传统互助形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采取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典型引领、劳武结合等方法逐渐将分散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实践证明,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在克服根据地劳畜力短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善群众生活上呈现出显著的效果。总结太行、太岳根据地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组织农民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抗战中的续范亭: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典范

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推动全面抗战的战略举措。该组织主任委员、著名爱国将领、国民党元老续范亭是广泛联系各党派各力量的灵魂人物。他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反对和抵制阎锡山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他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勇于揭露和批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坚决服从党的决议,执行党的决定,与党和八路军干部建立了深厚友谊。续范亭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典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以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称谓、制度建设等话语为核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经历了独特的过程,其在时序上展现为萌芽、生长、形成、发展等阶段,在话语上以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称谓、制度建设等为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制度核心概念纷纷出场,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萌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核心概念逐渐演化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话语、功能话语、建设话语,促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生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正式命名的制度称谓话语出现,它统领了制度结构话语、制度功能话语、制度建设话语的体系化建构,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逐渐形成。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化和命题化,推动了制度称谓话语、制度结构话语、制度功能话语、制度建设话语实现更高水平、更全面的构建,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逐渐发展成熟。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合作化道路走过了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时代也有多方探讨和实践,在长期的发展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一直是中共经济史的研究热点。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理论、历史发展以及专题研究等方面。从整体上看,研究成果丰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但也存在具体史料挖掘不完善、具体问题研究零散、缺乏国际视野、缺少比较研究等问题。今后的研究需注意既要把握学术热点,也要弥补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努力完善相关研究内容与体系。

党的二十大后中东能源合作对新型能源体系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后我国在中东的外交活动开启了我国与中东国家外交事业新篇章,能源合作正是此次外交活动的重中之重,这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相得益彰。梳理了新型能源体系的定义、目标、特征、背景、研究现状,围绕完善能源供应安全、重构能源结算体系、开展能源业务合作等方面分析了此次外交活动和中东能源合作对新型能源体系的积极影响,明晰了上述内容需要正视的困难,以期对我国正在规划建设的新型能源体系提供若干参考。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理念的生成基因、实践品格与时代要求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理念生成于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以及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与世界变化大变局。坚持胸怀天下的实践品格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着甘于心系天下为各国谋共赢的宽广胸怀,还有着敢于兼善天下为世界谋大同的无畏胸怀,更有着善于引领天下为人类谋进步的主动胸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胸怀天下的实践道路上需要坚持合作共赢与敢于斗争相结合、坚持天下大同与美美与共相交融、坚持引领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统一。

统一战线思想的溯源与解码——西湖会议的时局分析与历史影响

西湖会议是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的成功召开并取得重要成果由诸多因素汇聚而成。这些因素包括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以及国共两党一致的革命目标。这其中,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使命是根本,共产国际与前苏联政府的助力有效克服了合作阻力,激活了国共两党合作动力,促成了革命力量的凝聚和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西湖会议为实现国共合作、完善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的钱粮筹措

抗战初期,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军队政治动员的方式募集给养,也尝试与地方实力派组建联合政府统筹解决钱粮。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建立政权,逐步走上政府征收钱粮的正规化道路。政权工作的滞后造成山东的财粮秩序长期混乱,直接影响了中后期山东财粮工作的优化升级。山东复杂的政治生态导致国共两党共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最终破灭,借助与地方实力派的合作获取钱粮收效甚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论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独立性和改造国民党的考虑、党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难题、党的生存环境变化带来的散漫情况以及对革命形势判断中争取领导权的认识,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持续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注重加强党内教育,增强党内监督的自觉性;努力规避官位权势带来的腐败,出台反腐文件和强化专门机构。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在政治方面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在历史方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开展,在现实方面提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发展的有益经验。

革命与生产:中央苏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解决生产工具缺乏的困难,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通过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发展犁牛合作社等措施,开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党领导互助合作的组织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为以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启迪。

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的历史实践及基本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是指导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理论指导下,顺应时代要求,立足国情农情,历经长期艰苦的历史实践,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遵从生产关系变革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愿原则;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营,创新合作经济实现形式;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其在实践上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在理论上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镜鉴与启示。

国共合作发展的新空间——试析马英九上台后的国共两党关系走向

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顺利当选,国民党重新获得地方执政权力,两岸关系面临新的转机。未来国共是走向合作还是对抗?文章从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以及新时期国共两党的接触来分析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对未来国共两党合作前提和框架、合作方式以及合作内容作了具体分析。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问题研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是当前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的"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的论断揭示了两者关系的重要性。十八大以来,"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受到全党关注。应把两者关系提高到协同的高度认识,在对两者协同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述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同的重要意义,分析制约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同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效协同机制的对策。

《共产党宣言》中的政党合作思想及其启示

《共产党宣言》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对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共产党宣言》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可以团结并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有部分社会主义特征,并且各国生产力和革命发展阶段不同,共产党也必须同他们联合;资产阶级有一定的积极性,小资产阶级有摇摆性,共产党可以与他们暂时合作;在国际上,共产党也需要同其他政党进行结盟,以取得革命的不断胜利。这些政党合作思想对共产党处理政党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处理各种政党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论桂林文化城在抗战时期的独特地位及形成原因——从“北有延安,南有桂林”说起

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桂林作为著名抗战文化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以至于学术界有人提出"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看法。桂林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方面包括:形成了汇集2 000多位中外反法西斯进步文化人士的抗战文化城;形成了当时国统区最活跃的抗日民主文化宣传中心;形成了国统区中民主气氛最浓厚、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省会城市;出现了国统区绝无仅有的抗战岩洞教育;创办了国统区仅见的儿童教养院;在国统区中首创培养和训练学生军;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桂籍人士率领的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桂林在抗战时期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

现代政党制度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谈民主的政治性

政党是当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基本的和重要的力量。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形成和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新时代广东高校党建+岭南文化协同育人的路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握住新时代党的建设发展总要求,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抓好党建。作为青年育人主阵地的高校,如何结合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发展要求,找到文化育人抓手成为关键,依托高校“三全育人”体系,构建“党建+岭南文化”模式,形成高校党建引领、地域文化驱动的协同育人体系,以期增强育人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