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加灾后国际救援的开展及对中国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汤加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后,多方国际力量参与到人道主义救援之中,形成多元化救援体系,协调有序展开救灾物资运送、基金募集、服务支援队派遣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但此次国际救援也面临诸多困境,如COVID-19的蔓延阻碍救援效率、灾害造成的连锁式破坏提升救援难度、太平洋地缘战略竞争对中国参与救援的排斥等。面对上述问题,国际社会签署“无接触式”救援协议,帮助汤加建立完善医疗服务与防疫系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救援方案。借鉴汤加灾后国际救援行动经验,中国应树立友好合作的国际形象,升级和完善现有国际合作机制,重视国内法律的完善与军事力量调用的合法性,综合提升中国在国际救援中的能力建设。

危机治理中的救灾类社会组织:现状、模式与优化路径——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救灾类社会组织在危机治理中与政府展开了紧密的互动,推动了危机应对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此背景下,救灾类社会组织在组织数量、地域分布和业务类型等方面蓬勃发展,并且在创新探索中与政府部门产生了服务委托、行政吸纳和专业主导等多样化的合作模式,丰富了危机治理网络的理论内涵。但是,我国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面临多种发展瓶颈,需要从参与的协同性、行动的响应度、政策的针对性、救援的专业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路径创新。

我国南方冰雪灾害的特征与城市救灾对策研究

在对2008年初中国南方所发生的冰雪灾害的损失、影响和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该次灾害具有受灾范围的全面性、灾害过程的发展性和救灾行动的艰难性等特征,阐明冰雪灾害在城市会造成停电停水、交通瘫痪和通讯中断等严重灾情,进而引发断油断粮、物价飞涨和人心恐慌等综合性灾害。通过冰雪灾害对城市救灾行动的总结,指出冰雪灾害给城市政府的深刻启示在于城市规模的急速扩张必须同时加强防灾救灾的软硬件建设,并提出城市必须采取持久开展防灾救灾知识宜传教育、大力加强防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制订各类灾害的专业性应急预案和努力构建协同联动救灾机制等对策,有效提升城市应对灾害的能力,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灾害救助中的政府与NGO互动模式研究

NGO在灾害救助中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在灾害救助中最能显现政府与NGO的互动关系。本文聚焦灾害救助中政府与NGO的互动模式,以日本阪神地震、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救助为个案分析了自主协作型模式,以中国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灾害救援为个案分析了行政吸纳型模式,并进一步比较两种互动模式,为中国政府灾害救助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大数据背景下救灾社会响应协同研究

大数据所具有的数据挖掘能力和对数据的强大的预测分析能力能够在复杂的防灾救灾应急响应中提高动员的效率和效果,增加社会各主体应对突发灾害的能力。本文对我国救灾社会响应的协同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基于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对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防灾救灾社会响应、引导协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我国实际,从大数据应用于应急管理的视角提出改善应急社会响应动员、引导控制协同机制的对策措施建议,以提高我国救灾应急响应能力,减少灾害损失,切实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救灾外交的特点和功能探析

进入新世纪后,救灾外交因地震、海啸、飓风等一系列灾害的爆发而活跃于国际舞台。作为非传统外交的一种新型外交方式,救灾外交不仅促进了国际救灾合作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的开展,而且可以重塑国家形象、改善国家间关系,达到传统外交无法达到的目标。救灾外交既有别于传统外交,也具有公共外交的特点,在大外交理论框架下发挥着自身独特的功能。

救援延迟效应如何影响政府企业救灾合作?基于微分博弈的研究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政企协同救灾成为我国救灾体制改革的方向。通讯中断以及运输路网的破坏经常导致救援的延迟,在救援延迟的应急场景下政企协同合作的救援效率一定高于自发救援吗?针对自发救援和协同合作两种救援模式,考虑救援延迟效应,构建了政企救灾合作的微分博弈模型,分析救援延迟对政企救灾策略的影响,以及政府成本补贴对提高协同救灾的适用条件。最后结合云南鲁甸地震的案例加以验证。结果表明,当延迟时间小于某阈值时,协同救援才更有效率。与自发救援相比,协同救援下政府救灾投入量随延迟时间急剧上升,而企业投入量变化较小。企业单位收益系数可作为衡量灾害严重程度的指标,数值越大,政府承担企业的救灾成本补贴比例越大。

浅析南太平洋地区灾害管理合作体系

作为世界上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南太地区长久以来一直都在寻求建立地区灾害管理合作。由于区域内特殊的地理环境、岛国羸弱的国力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南太岛国希望通过地区灾害管理合作来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以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当前,南太地区正逐渐形成了由地区灾害管理组织、地区多边合作组织以及地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灾害管理合作体系。南太地区的灾害管理合作既存在平等的一面,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

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建设:特点、困境及对策

在灾害频发的东北亚地区,推进地区救灾合作机制的建设已成为各国在区域合作领域中的一个议题。通过考察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在近年来的建设进程和在区域事务实践中的表现,可以看到该机制具有多维度的特点。东北亚救灾合作机制所具有的多维度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机制建设所面临的成员间多元利益考量这一复杂情形的反映。东北亚地区救灾合作的机制建设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在机制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上还存在一些有待加强和改善的地方,仍需要各国努力加以健全。

建设军民联合灾害应急救援机制的构想

根据国际和国内灾害应急救援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设军民联合灾害应急救援机制的构想。着力做好组织指挥体系一体化、应急救援力量一体化、信息网络一体化3项工作,使得各种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实现及时与高效的救援。

新型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保险机制初探

通过对目前农村住宅抗震救灾现状的分析,借鉴我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模式,提出了一种村民、集体和政府共同集资,共同承担住宅地震风险的新型合作抗震救灾保险机制。对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保险机制提出了初步设想,提出了确定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参保费需要考虑的因素,提出了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年缴纳费用的建议值。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初步研究了农村住宅合作抗震救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保费的多少以及个人和政府的合理出资比例等问题。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际救灾合作初探——以海地地震为例

由于地理及气候的原因,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历次重大灾害都给这个本就相对落后的地区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受救灾理念和技术条件等限制,上世纪该地区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使用简单的"灾难出现——紧急应对"方式,救灾效果较差。随着救灾经验的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救灾议题上日益达成共识,拉美及加勒比各国意识到,单个国家不足以应对频发的灾害,需要充分利用各国的救灾优势和经验,通过完整的灾害管理体系以及地区、国际间合作,共同应对灾害的发生。本文主要介绍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灾害管理体系、该地区与救灾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并以2010年的海地地震为例,探析该地区的国际救灾合作。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立体MDT救治模式在九寨沟地震中的应用实践

目的探讨多学科协作在灾害救援医疗中的效果。方法总结参加九寨沟地震救治的工作经验,探讨多学科协作在提高医院灾害救援能力方面的有效性。结果通过立体多学科团队协作,顺利完成了47名地震伤员的转运、心理评估,24台次手术,13名患者的心理疏导,17名患者的康复工作,伤员入院至入病室时间缩短约70分钟,伤员心理评估覆盖率达100%。结论立体多学科协作模式有效地弥补了单一专科救治在救治能力、救治时机、综合救治效果等方面的不足,提高了救治效率。

官民合办: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灾荒救治的特征

'民捐民办'是自晚清'义赈'以来中国民间社团灾荒救治特征的概括。然而,笔者从区域灾荒救治案例中却发现: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灾荒救治呈现官民合办特征,更多地反映出民间组织不发达的边疆省份的区域特征,亦或可为理解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双弱态'实质提供某种依据。

透视我国城乡基层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与区域协作

城乡基层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区域协作是当前应急管理部成立背景下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整合提升多部门防灾减灾救灾职能的重要抓手.本文分析了我国城乡基层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区域协作的现状,指出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陷,并给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城乡社区防灾减灾救灾的问题体现为基础设施区域差异明显,减灾资源协调问题突出,城乡社区防灾减灾救灾预案适用性和实用性弱且居民减灾意识和能力的薄弱,城乡社区减灾中领导力不足且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区域防灾减灾救灾协作的问题则突出体现在协作意识、内容、制度、机制等方面.本研究旨在为新时代背景下应急管理部切实开展提升我国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提供参考,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效回应与保障.

我国“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救灾体制改革的演化路径分析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机制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我国救灾工作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广泛参与”,但推动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尚在探索中。通过归纳中西方两种典型救灾体制的优缺点,构建政府救援部门和社会力量协同救灾的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论证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救灾体制改革的多重演化路径、均衡条件和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救援效应和救援工作的阶段特征,是决定救灾体制演化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在推进传统救灾模式到理想救灾模式的体制演化过程中,存在“双轨制”协调博弈或“一抓就死、一放就活”周期解等过渡状态的多条演化路径。救灾模式需要随救灾工作的阶段转换进行调整。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参与东南亚地区海洋救灾合作:动因、优势与挑战

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区域,同时也长期遭受着各类海洋灾害的侵袭。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防灾救灾能力,使该地区各国在承受巨大的海洋灾害损失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的海洋救灾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区位、资金、救灾经验和能力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应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海洋救灾合作,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达成“海洋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实施的海洋安全环境。

苏北根据地合作社与社会公益

苏北根据地作为解放前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在烽火连绵的岁月到处可见社会公益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合作社,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从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在医疗、救灾以及济贫、文化等点滴中实践社会公益事业。

灾害救援中非营利组织的自合作趋势及其行动逻辑

在灾害救援的实践探索中,非营利组织之间自发合作逐渐成为灾害救援中各主体的重要参与方式。非营利组织自合作,旨在通过合作网络的构建和社会救援资源链条的形成,力图在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对社会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统筹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社会参与的内生优化,从而提升救援能力和参与有效性。本文以四川芦山地震救援中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为个案,梳理、分析非营利组织自合作的过程和行动逻辑,最后针对政府如何对非营利组织自合作进行定位和制度容纳等关键性问题作出展望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