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asurement of Urban Economic Gravity of China’s Three Major Agglomer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economic linkage and the modified urban economic gravity model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gravity among cities in China’s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including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the Yangtze River Delta,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The results show that,despite the ever-tightening economic linkages among citie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alls behind tha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erms of coordination,closeness,and balance.The economic linkages among cit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re not as cohesive as they could be and display a significant“siphon effect”through Beijing and Tianjin as well as a prominently unidirectional economic flow.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efforts should be put into directing the orderly flow of resources from Beijing and Tianjin to cities in Hebei and promoting a balanced economic flow among cities,thus facilita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基于2011-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研究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交互关系,旨在探索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区域协同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视角。【方法】从“人口–社会–经济–空间”和“规模–压力–治理–效率”8个维度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上海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以其涵盖的9个城市及上海市16个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城市和上海市辖区两个层面,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量揭示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1)2011—2020年,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度呈现出从“基本协调”向“优化协调”演进的积极态势,但各地区发展水平和步调不均衡,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差异性。(2)城市层面,以上海中心城区、苏州–无锡–南通以及舟山3个片区为中心辐射同步发展,呈现多片区发展的空间格局。(3)上海市辖区层面,上海市中心城区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优于上海市郊区,呈两极分化格局。【结论】2011—2020年,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但各地区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布不均衡。面对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错位的问题,本研究提出基于系统耦合协调视角的差异化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协同发展策略,为都市圈的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基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战略使命,回顾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演进历程及阶段特征,识别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要求;依托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结合京津冀创新实践构建了“疏建结合的要素投入”“内涵集约的要素组合”“地方品质导向的要素聚集”“多节点网络化的要素布局”“深化协同的要素治理”五个方面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从根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背景、立足区域发展现实基础、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围绕着经济发展、协同开放、空间布局、政府治理、共同富裕和生态改善提出了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路径构想。

数字技术赋能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推动生产要素在中国城乡的双向流动,进而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但目前针对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不足。因此,借助省级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对中国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和区域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深化该主题研究,为利用数字技术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升级、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以数字技术为切入点,从理论分析数字技术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数字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各省份数字化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各省份城乡产业协调度,并就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技术在不同空间地理位置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存在异质性影响;县域经济在数字技术助推城乡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技术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数字技术才能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产生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其门槛值为10.379。基于此,进一步从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统筹规划和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三生融合”演进及其驱动因素

生产融合—生活融合—生态融合(简称“三生融合”)是新时代大力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运用改进CRITIC法、改进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莫兰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究2012—2021年我国城乡“三生融合”的演进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城乡“三生融合”总体水平和子系统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上升,但生态融合与生产融合、生活融合演化速率剪刀差不断拉大,三者极差呈现“V”型变化;(2)生态融合是制约“三生融合”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3)城乡“三生融合”耦合协调度在观察期内上升速率放缓,整体陷入发展困境,而且区域异质性明显,高值区域由东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扩展;(4)政府干预程度等显著影响城乡“三生融合”耦合协调度,各个因素对子系统存在不同的影响;(5)子系统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问题区域分析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主要问题区域集中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数字经济对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城市维度上呈现“倒U型”特征,且中西部、东北部较东部更显著;乡村维度上呈现“正U型”特征,且东部和东北显著、中西部不显著。(2)城市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门槛特征;乡村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和监督约束均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不存在门槛特征。因此,因地制宜,实施与本地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继续推动产业结构变迁、技术创新,强化监督约束,有机统一“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以城乡联动融合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引导效应。

协调发展视角下大南昌都市圈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

科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UGB)能合理引导城市发展方向,有效抑制无序蔓延。基于协调发展视角,结合多目标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方法与PLUS模型划定大南昌都市圈刚性UGB及自然增长、政策约束、协调发展3种情景下的弹性UGB。结果表明:①多目标土地利用适宜性呈现空间差异且存在重叠和交叉,协调发展最适宜区与农业生产最适宜区、生态保护最重要区重叠面积相比城镇建设最适宜区均有所下降;②刚性UGB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6.11%,保障大南昌都市圈城市扩张严格遵循生态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③PLUS模型模拟结果总体呈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减少以及水域和建设用地增加的趋势,其中建设用地扩张最显著,但协调发展情景下城市扩张得到有效约束,且该情景下弹性UGB能有效减缓城市扩张占用农业或生态价值最高区域,更能优化城市景观格局。研究结果有利于引导和实现大南昌都市圈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可为其他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城镇生态化视角下三峡库区人口-经济-环境(PEE)耦合协调发展

[目的]探索PEE系统的互动耦合特征,可为三峡库区城镇生态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方法]在2000—2020年三峡库区PEE系统综合评价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引力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空间联系特征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1)2000—2020年库区P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逐步上升态势;(2)研究期内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不变,协调等级不高,协调类型呈“西南-东北”“中部-北部”的空间特征,总体呈良性上升发展趋势;(3)邻近区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空间联系总量总体上升,空间联系强度较弱,且随着地理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弱;(4)各因素对系统发展影响具有趋同性,经济和人口系统是主要制约子系统,而环境系统的障碍度逐年增加。[结论]库区P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向好,区域差异缩小,未来应重点从单一系统优化向多元系统协调出发,从系统自身与区域协同2个角度进行调整,加强政策制度调控,科学探索发展路径。

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韧性互动逻辑及响应路径

推进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良性互动既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扩散—回浪效应”旨在凸显某个经济主体对邻近地区的多重影响,借此可剖析都市圈内部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互动网络,并引入韧性治理理论,共同搭建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韧性互动框架。研究发现,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韧性互动逻辑为结构共生、功能互补、资源承接与成果共享,城市规模差序、产业柔韧分工、创新优势溢出与公共服务普惠则深刻诠释了都市圈内部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韧性互动关系。立足实践,应从政府引导、产业支撑、数字赋能和文化凝聚等方面助力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良性韧性互动。

共同富裕目标下青海省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只有实现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落到实处。共同富裕的难点与重点在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研究认为,青海省城乡协调发展应当强化党组织的“内核”作用,依托共同富裕战略目标,遵循“点—轴”发展思想,构建协同联动共治的内在逻辑,持续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然而,青海省在实际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党建核心引领作用有待持续增强、城乡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互为促进的内生动力不足、多元协同共治能动性相对较低等问题。据此,提出持续增强城乡协调发展中的党建核心引领力,加快推进城乡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均衡发展,创新驱动城乡协调发展内生动力,全面激发城乡协同联动共治的活力与效力的优化路径,以加快推进青海省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多中心视角下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与都市圈经济绩效——以杭州都市圈为例

随着世界范围内都市圈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心城市的空间格局及其对经济绩效的驱动作用,对促进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对2005—2020年杭州都市圈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多中心视角下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都市圈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都市圈经济绩效提升总体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中,多功能中心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杭州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完善与杭州都市圈经济绩效提升之间并无明显的因果联系。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安徽城乡共同富裕的效应研究

本文结合数字普惠金融与安徽省城乡共同富裕基本理论,基于2011—2021年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16市相关经济发展指标,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安徽省城乡共同富裕的效应进行检验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促进了安徽省城乡间的共同富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对减贫效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关部门应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提高乡村居民金融素养,早日实现安徽省城乡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研究

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区域协调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促进内需释放,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赋能城乡共同发展,模糊城乡边界概念,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应从以下三点入手:加快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加快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数字生态体系;加快建立数据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以供参考。

协同发展区互联互通交通设施规划探析——以闽西南协同发展区为例

面对介于城市群与都市圈之间这一层级的城市集合体,其交通需求及特征与典型城市群、都市圈均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这一层面的交通设施规划的重点、要点也就不尽相同。以闽西南协同发展区为例,基于现状调研、趋势分析,提出规划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及策略,进而针对客货运特征,分别提出区域客运一体化实施方案、区域物流与通道实施方案,力求为协同发展区这一层面的交通设施规划提供探究与参考。

共同富裕背景下城乡数字鸿沟消弭途径

全球化、市场化、数字化的浪潮下,数字网络迅速发展,并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在过去改革开放的东风下,大中城市迅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城乡差距,这种差距在数字时代中逐渐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增大。随着我国共同富裕的不断推进,城乡居民对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出强烈诉求,这就要求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消弭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做强自身为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着力应对好三重压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要全面落实好扩大内需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五个方面的阐述,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具体任务出发,赋予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内涵。此外,还应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文章以农村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以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为研究主题,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经验研究为补充,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系统描述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深刻阐释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充分展现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发展趋势。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呈现出政治经济二元化、凝固化和身份化的特点;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现代化和新兴化的特点。其变迁趋势呈现出传统阶层趋向转型、知识和技术型阶层稳步成长、新兴阶层逐步壮大等特点。

大湾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重点任务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定位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具有内在一致性。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良好的区域比较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重点发挥其在构筑超大规模市场、自主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为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产业布局、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基于RF-EWM的滑坡易发性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

为了定量化揭示滑坡与城镇发展水平的内在规律,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选取指标构建滑坡易发性与城镇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RF-EWM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2015~2019年重庆市中心城区滑坡易发性、城镇发展水平时空分布分析和耦合协调性分析。结果表明:①重庆市中心城区滑坡易发性及区域滑坡易发性差异整体上呈下降趋势。②2015年和2019年重庆市中心城区除渝中区外其余8个区城镇发展水平均低于0.4,区域间城镇发展水平差异大。③2015年和2019年重庆市城镇发展水平与滑坡易发性之间耦合度均高于0.5,相互作用关系强;耦合协调度均高于0.4,处于协调阶段;大渡口区、九龙坡区、北碚区和巴南区等地区耦合协调度呈降低的趋势。研究结果可为重庆市滑坡防治及城市发展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