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asurement of Urban Economic Gravity of China’s Three Major Agglomer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economic linkage and the modified urban economic gravity model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gravity among cities in China’s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including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the Yangtze River Delta,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The results show that,despite the ever-tightening economic linkages among citie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alls behind tha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erms of coordination,closeness,and balance.The economic linkages among cit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re not as cohesive as they could be and display a significant“siphon effect”through Beijing and Tianjin as well as a prominently unidirectional economic flow.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efforts should be put into directing the orderly flow of resources from Beijing and Tianjin to cities in Hebei and promoting a balanced economic flow among cities,thus facilita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esources and economy around Shandong Peninsula urban agglomerations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civilization. Here we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ly sensitive civilization, via a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that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model is of great practic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providing strength to research arou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and economy. Based on evalu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Peninsula city group, a coordinated measur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calculated. Overall, the highest coordination measurement was found for Weihai, followed by Yantai, Qingdao, Ji'nan, Weifang, Rizhao, Zibo and Dongying. According to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ordination measures for each city,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Peninsula region.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回顾及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近十年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明显成效,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稳步推进,三地交通一体化、生态联防联控、产业转型升级三大领域取得率先突破,区域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稳步实施。但仍面临经济份额下降、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能力不强、人口和经济过密与过疏现象并存等问题。展望未来,应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打造“一核两翼”空间新格局、优化区域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与区域创新格局、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更优效益和更高质量,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政策变迁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至今,粤港澳大湾区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结合港澳优势已发展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以及人口集聚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人口迁移流动除了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制度差异的制约。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具体政策影响来看,创业就业政策、税收支持政策以及优质生活政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具直接性。由此,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高效便捷流动,实现大湾区转型发展、创新发展,仍需要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在就业、税收、优质生活、通关服务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出台更多切实有利于人口流动、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如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统一个人所得税税收征收标准、提升生活便利度等措施。

金融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区位熵和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三角各城市金融集聚和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构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系统之间时空耦合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差距逐渐缩小;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随时间推移城市间差距愈发显著;两系统之间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局面,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为高值中心,由高到低向四周扩散的发展格局,两系统协调值差异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的趋势,且差异愈发明显。因此,需要加强长三角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信息互通,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进而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两系统协调发展。

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基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战略使命,回顾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演进历程及阶段特征,识别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要求;依托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结合京津冀创新实践构建了“疏建结合的要素投入”“内涵集约的要素组合”“地方品质导向的要素聚集”“多节点网络化的要素布局”“深化协同的要素治理”五个方面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从根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背景、立足区域发展现实基础、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围绕着经济发展、协同开放、空间布局、政府治理、共同富裕和生态改善提出了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路径构想。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依据与实施路径--来自西部地区九大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和重要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能出现各地区一哄而上、产业雷同和恶性竞争的局面,相反,需要结合地方自然资源禀赋、地理生态环境、人口教育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创新研发能力等因素探寻比较优势和合适路径。西部地区作为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相对滞后,影响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水平。成渝、呼包鄂榆、北部湾、关中、滇中、兰西、宁夏沿黄、黔中和天山北坡等九大城市群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也是西部地区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的高地。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西部地区城市面板数据,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西部地区九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维度指数得分,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考察了西部地区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差异来源、演进规律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整体而言西部地区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总体水平偏低且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并且存在着科技生产力水平最高、数字生产力水平次之、绿色生产力水平居末位的结构分解特征。在相对差异方面,西部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较为显著,其中超变密度和区域间差异是城市群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在绝对差异方面,西部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具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并且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在收敛特征方面,短期来看西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差距尚未缩小,但长期来看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即西部城市群新质生产力水平将在长期收敛到稳态水平。因此,西部地区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既要因地制宜挖掘特色优势,又要统筹合作推进协调发展。

中心城市科技创新能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吗?——兼论收入房价比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7—2019年127个地级市的数据,系统检验了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收入房价比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不仅显著促进了城市群协调发展,还加快了外围城市经济增长收敛,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第二,中心城市科技创新通过深化产业分工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第三,收入房价比能够调节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但调节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仅在中部地区显著增强了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和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且在提高收入房价比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珠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人口、产业和环境三大维度相关的多源大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测定人口-产业-环境维度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相关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环境协调度普遍较低,呈现明显的高值与低值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城市群内各地级市与不同城乡地域类型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差异不大。耦合协调度主要受产业维度产业链串联共生度与环境维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人口与产业维度因子间相关性强且呈正相关,但二者与环境维度因子呈负相关关系。结合研究结果,提出夯实南沙与珠三角西岸地区以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生态保护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等建议。

高速铁路网络协同发展对城市群空间重构的分形研究

高速铁路的建设发展,带动了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与空间格局转变。为探索高速铁路网络协同发展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基于分形理论,运用盒子维数和长度-半径维数描述高速铁路网络的覆盖均匀度与复杂程度,将豪斯多夫维数与齐夫定律相结合分析城市群规模序列结构,通过关联维数和集聚维数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相关性和集聚性。以高速铁路网络发展较为完善的5个城市群为例,比较分析高速铁路开通前后其空间结构的演变。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网络覆盖均匀度不高,部分地区通达性良好,高速铁路建成后,辽中南等城市群的可达性明显得到改善,城市之间联络更加紧密,高速铁路的经济效应促进了城市群协同发展;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呈现出集聚分布的趋势,因此应加强以高速铁路为基础、城际铁路为辅的快速交通系统建设。

中原城市群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从旅游绿色增长、绿色财富、绿色福利3个维度,综合构建兼顾质量、效率与协调的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理论框架,并运用熵权法、空间相关性分析、耦合协调度及地理探测器对中原城市群2015—2020年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原城市群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上升,且内部表现出一定的协同演进态势;②区域上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空间分布,形成了西部高值集聚和东部低值集聚的两极分化格局;③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与其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吻合;④中原城市群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旅游绿色生产、产业结构升级、旅游经济绩效、游客体验性福利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且作用程度依次递减。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滇中城市群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时空耦合分析

[目的]探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协调及发展水平状况,阐明各县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为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方法]基于2010年、2015年、2020年滇中城市群的自然、经济及人文数据,从主体功能区视角建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序关系分析法(G1)与熵权法(EW)确定综合权重,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各县耦合协调关系,定量分析了2010年、2015年、2020年滇中城市群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演变状况,探析其发展规律。[结果](1)3个时段内,研究区人口在县域尺度呈空间正相关关系,且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强,呈现西部低人口密度聚集和中部高人口密度聚集态势且常年稳定;(2)2010—2020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综合发展水平有微弱提升,严重失调的协调类型逐渐消除,濒临失调占比46.94%成为最主要的协调类型;(3)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两两耦合协调分布不均,其中2020年人口-经济综合耦合协调指数最低为0.4543,协调度水平时空分布与三系统协调评价结果吻合度是两两耦合协调评价中最高的,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评价结果影响最大;(4)在主体功能区划实施前后,国家重点开发区两两耦合协调水平变化显著,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较低且有倒退趋势,省级重点开发区长期稳定可控;(5)研究区的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协调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制约状况。[结论]高耦合协调性主要依赖于人口对市县区经济的带动作用。重点开发区的有效实施必须抓好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人口和经济协调是未来优化主体功能区的重点方向。

工业布局与工业化进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分析工业布局和工业化进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京津冀城市群近年来呈现去工业化态势,工业发展中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总量不平衡表现为:北京和天津的第二产业的就业和产值在城市群内部较河北占有绝对优势;结构不平衡表现为:工业布局存在类型属性和价值增值的双重梯度,北京和天津的类型属性优于且价值增值高于河北。不充分表现为:河北的第二产业的就业和产值在城市群内部处于劣势却仍有必要和潜力提质增效。工业布局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的分工体系,但去工业化和工业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以有效推动城市分工,甚至拉大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沿黄城市群水资源-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协调研究

鉴于水资源、经济、生态、社会间的关联性显著,城市群对推动区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给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从水资源、经济、生态、社会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1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变异系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模型等,分析了沿黄7个城市群水资源-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协调状况,并基于引力模型探究了各城市群之间耦合协调关联强度。结果显示:(1)沿黄城市群水资源-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研究时段末耦合协调等级仍普遍较低,山东半岛城市群属初级协调、兰西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属濒临失调、其他城市群属勉强协调;(2)各城市群水资源-经济-生态-社会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呈现下游城市群>中游城市群>上游城市群的格局,且部分城市群呈现两极化或多极化态势;(3)沿黄城市群多数城市间耦合协调关联性较弱,只有少数城市间存在轻度及以上关联,跨城市群城市间存在关联的多为轻度关联、少数为高度关联;(4)山东半岛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但不足以带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各城市群中心城市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但不足以带动沿黄城市群协调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城市群根据自身发展优势错位发展、加强城市群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充分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优良港口优势和中原城市群的“中继站”作用等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居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而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能进一步提升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二者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该文采用变异系数法和综合评价法测度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居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同步发展模型明晰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状况及相对滞后因素,最后引入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标准差椭圆探究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属于中等偏低水平,整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周期性波动,极差(0.41~0.63)较大;市域尺度下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失调与协调之间反复变化,大多数地市两系统发展基本同步;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异特征,热点区集中分布于长江入海口地市,冷点区聚集于长三角城市群西部,呈“西北-东南”方向性特征且随着时间演变愈加显著,耦合协调中心具有向东偏移趋势。

天山北坡城市群高质量测度与障碍因子诊断研究

通过熵权TOPSIS方法,测度2020年天山北坡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采用障碍因子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判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和城市内部协调度。结果表明:高质量综合得分排名为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五家渠市>昌吉市>阜康市;影响乌鲁木齐市主要障碍因子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每万人图书馆数量、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其余城市的主要障碍因子是进出口贸易额、城市GDP、每万人专利授予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乌鲁木齐市属于轻度失调,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和昌吉市属于严重失调,吐鲁番市、五家渠市和阜康市属于极度失调。天山北坡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内部耦合协调水平低且呈非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未来应充分发挥各市的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着力补齐短板,注重全方位协调发展,提升发展质量。

黄河中下游城市群碳排放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研究

为探究黄河中下游城市群碳排放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复杂耦合协调关系,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城市群碳排放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城市群碳排放水平呈现下降趋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则在波动中缓慢上升;2)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城市间发展差距缩小,耦合协调等级以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为主,极个别城市处于濒临失调,少数城市出现回落又恢复的迹象;3)时间上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下降、平稳上升3个阶段;4)空间上存在较为明显分异现象,整体上“东高西低”,四大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山西中部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5)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最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措施。

呼包鄂乌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分析

深入分析呼包鄂乌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化特征以及其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对于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0年呼包鄂乌城市群37个行政单位的土地利用数据和国民经济发展数据,运用定量方法评估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构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的变化特征分析模型,揭示了呼包鄂乌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化特征以及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一是,研究期内呼包鄂乌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持续增长态势,共增长了159.28亿元;二是,20年间,呼包鄂乌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整体较低,特别是在2005—2010年呼和浩特市的赛罕区、回民区、玉泉区,乌兰察布市的集宁区、商都县等少数地区为冲突区,其余区域均为低度协调区;三是,研究区环境与经济协调性显示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并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但这种水平有下降趋势;四是,鉴于呼包鄂乌城市群在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进,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城市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在全球灾害事件频发的影响下,探究城市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关系对促进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及灰色关联模型,对城市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显示出持续上升态势,区域内部北京耦合协调度保持在最高水平,协调城市类型主要以轻度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空间格局上,协调城市由中东部地区逐渐向东西方向蔓延。耦合协调度的发展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能力、政府调控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以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驱动能力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