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闽东银钱比研究

银钱比是清代土地交易中地价、地租、利率计算的重要要素,直接影响到土地效益的计算结果。在闽东沿海和靠闽江经济较发达地区,清代中后期银钱比走势与全国基本一致,呈银贵钱贱,振荡走高态势。在经济次发达地区,银钱比表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在闽东经济不活跃的山区,存在着银钱比换算标准保持在1∶800,或略为往上波动至1∶850以内,始终没有变化或变化甚微的独特现象。清代中后期闽东形成的这种复杂银钱比走向态势,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也是交易多方在乡村土地买卖、租赁,民间借贷等经济活动中利益博弈、调和与平衡的结果,是熟人社会催生的民间独特的经济行为。

唐代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浅论

唐代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不但其本身存在着明显缺陷,而且越来越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错误落后的货币思想的影响,唐政府没有改革过时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而是采取多种措施极力维护它,使得流通中通货紧缩的问题日益严重并且无法较好解决,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金章宗时期货币制度改革失败原因探析

金朝的货币制度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海陵王、世宗统治期间,金朝的货币制度仍是以铜钱为主、纸币为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大量使用辽、宋的铜钱;但到了世宗大定末年,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已经流失殆尽,金朝的铜钱在富户和朝廷双方面囤积的情况下日益减少。因此,章宗不得不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纸币为主的货币制度。金章宗全面推行纸币的改革,由于各地官府储存的铜钱准备金数量的差异而难以实施,最终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压力下走向失败。造成改革失败的原因除了金章宗个人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前代制度的弊病造成的。

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与铸钱成本变动

宋代铜钱铸造业由宋初开始逐步发展 ,到熙丰年间达到最盛 ,此后便呈现出衰落趋势 ;而铸钱成本不顾官府种种降低它的努力 ,却随着物价变动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也就是说 ,铸钱业兴盛时期 ,铸钱成本低 ;而铸钱业衰落时期 ,铸钱成本高。很明显 ,铸钱成本变动与铸钱业盛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而这主要是由于官府铸钱的赢利目的引起的 ,但由于赢利不是官府铸钱的惟一目的 ,导致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

从“秦半两”到“通宝”——“天圆地方”宇宙观下的铜钱铸造

通过对于天圆地方宇宙观的提出及观念形成的探讨,论述了蕴含于其中的空间结构关系;探讨了具有天圆地方型制与深厚文化寓意的方孔铜钱货币符号的演变及铸造工艺,并由此阐释从秦半两到通宝铜钱铸造的天圆地方型制延续的文化动因与所发挥的政权、神权、货币符号体系集于一体的文化功能。

马楚商业浅析

马殷父子统治湖南期间 ,实行铜铅铁钱并行 ,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 ,设法与中原及邻国通商 ,努力把潭州建设成商业都市 ,使湖南出现了自战国时的楚国、汉代长沙国后的第三次商业繁荣。

楚“良金”铜钱牌的释读及意义

楚国货币中有良金铜钱牌一种,对其面文的释读学术界看法不一。该钱牌面文应释读为现金一朱、现金二朱、现金四朱,是楚国在特定交换条件下发行的一组特殊性质的货币,其作用可以与楚国其他种类货币兑换使用。

19世纪初期清代铜钱产量与当时银贵钱贱关系的考察

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数十年间,清政府平均每年生产-余万串铜钱,投放商品货币市19200210场。但与此同时,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收入、粤海关税银收入、清政府库银减贮等形式,中国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内源源不断地进入大量白银,从而使中国商品货币市场纹银与铜钱间的数量比率基本保持平衡。这说明世纪初期19铜钱生产数量与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嘉庆道光年间银贵钱贱问题探析

嘉庆道光年间严重而持久的银贵钱贱问题备受学者关注。文章探讨了银贵钱贱的形成、分布、影响及其原因。笔者认为,产生嘉庆道光年间银贵钱贱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制钱,是钱质低劣导致了银钱比价的不断上升。白银的外流加剧了银贵钱贱现象,使其更为严重。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清廷一直奉行的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已无法适应市场的需要,这是引发嘉庆道光年间银钱比价问题的根本原因。

重庆最早的大型工业厂房遗存——铜元局建筑特色及保护再利用

创建于1905年的铜元局,是重庆最早设立的近代机械工业企业。开始只生产铜元和银元,后四川军阀利用该厂的设备将其改为子弹厂,是重庆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至今还在使用的工业建筑群,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典型厂房很相似。在重庆近代工业建筑史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今年10月,工厂将迁出原厂区,对于迁出后老厂房的处置问题,本文提出了利用和保护的设想。

论明中叶重钱轻银思想

明朝中叶,白银在流通领域已取得支配地位,以银为主、以铜为辅的货币体系开始形成。对于这一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事实,明中叶的一批官僚、士大夫却视而不见,提出了一系列重钱轻银的看法和主张。究其由,这些思想首先是当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必然反映,其次是为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尽管这些思想中有考虑民生疾苦、揭露用银中的弊害等合理因素,但只是对表面现象的本能关注。特别是他们主张用行政命令来改变客观规律以达到其倡行铜钱的目的,不仅无法实现,反而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停滞与落后。

黑龙江官银号及其发行的纸币

黑龙江官银号纸币发行十分复杂,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隶属于奉天官银号时以"黑龙江官银分号"名义发行的银元票和铜元票;脱离奉天官银号独立后以"黑龙江官银号"或"黑龙江省卜奎官银号"名义发行的银元票和铜元票;与广信公司合并以后以"黑龙江省官银号"名义拟发行的现大洋汇兑券;马占山控制黑龙江官银号时发行的马大洋券。

“南海Ⅰ号”出水部分铜器的科学分析

对"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出水部分铜器样品(包括北宋铜钱等)采用XRD、SEM-EDS、金相显微分析等方法进行表征,并结合文献考证,从冶金学和化学的角度对南海Ⅰ号出水铜器样品的材质、制作工艺、腐蚀产物等问题进行探讨。结果表明,铜环、铜片、铜钱三类铜器的材质为铜锡铅三元合金,锡、铅含量存在差异,且存在较多硫化物夹杂。制作技术均为铸造而成,其中钱币铸造可能采用的是翻砂工艺。铜器腐蚀产物组成为石英(SiO2)、辉铜矿(Cu2S)、文石(CaCO3)、铁橄榄石[Fe2(SiO4)]、白铅矿(PbCO3)、孔雀石[Cu2(OH)2CO3]等,具有缺氧环境下铜器腐蚀产物的特点。

清前期“银贱钱贵”原因浅析

清前期的“银贱钱贵”现象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进口铜料减少对铸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清廷采取的应对措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影响,用传统的“钱荒”说来解释该现象是不恰当的。铜料紧张和外国白银的大量流入共同造成了“银贱钱贵”现象的产生。

从国家失信到社会应对:北宋钱荒再认知

经历了中唐、五代等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国家经济千疮百孔。北宋开国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紊乱的货币体系。宋廷统一币制,并逐步提高铸币量,对货币体系作了大量调整,但前代遗留下来的钱荒现象并未得到根本的治理,它困扰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宋政府以官方信用为担保,不断强化自身铸币及货币发行的权力,忽视了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引发民间盗铸、窖藏货币乱象,导致大规模的铜币慢慢退出市场流通环节,造成“钱币不足”的假象。随后的铸行铁币、大钱等尝试,使市场环境和秩序进一步恶化,其原因是宋政府构筑的信用体系出现了裂痕,民间不再信任官方流通的钱币。市场上、社会上,多种形态的货币同时存在。钱荒就在这种信用危机中爆发了。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是违背货币流通客观规律的结果。

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

当发生较大灾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变动。通过对"丁戊奇荒"中山西银钱比价变动的初步探析,可以发现,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呈现出钱价明显上升的剧烈变动,但其上升幅度远不及物价,且灾区钱价的涨幅水平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随着赈灾活动的大规模开展,短时间内出现了1877~1879年的全国性钱价上涨局面,这对灾区及外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赈灾成本,严重削弱了赈灾效果,并造成了全国性的金融波动。此外,与既往观点不同,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才是中国19世纪后半期全国性"钱贵银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

乾隆朝铜钱管理的政策讨论及实践——兼与18世纪英国小额货币管理的比较

本文从小额货币的视角来考察乾隆时期清政府在制钱供给方面的政策讨论与实践。为了克服这一时期制钱短缺给公共财政与市场交易带来的诸多不便,清政府在尊重市场供求平衡关系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增加市场上铜的供应来满足民间的对铜需求,从根本上消除私销政府制钱以谋利的利润动机。在此基础上,清政府通过大量鼓铸制钱来满足民间交易对小额货币的需求,进而确保小额货币的铜钱与作为本位货币的银两之间法定比价的稳定。在因地制宜的政策导向下,中央与地方督抚在铜钱的铸造和供给问题上存在良性互动。与18世纪英国政府在小额货币供给方面的混乱和无效相比较,乾隆朝后期银钱比价的稳定是前现代经济中政府为市场提供小额货币相对成功的一个例子。

清末小额通货更替与灾赈货币流通转型——以光绪三十二年江北赈案为例

庚子之后,清政府的官方小额通货铸造出现了由制钱向铜元的更替,清末灾赈中的货币流通机制也由此发生转型。光绪三十二年的江北赈案中,铜元短缺成为阻碍赈灾的首要困难,而遵循"以钱导粮、以钱导民"理念的《官义合办赈务章程》进一步增加了银钱兑换与铜元运输的压力。江苏当局通过奏请增铸铜元、采买外省铜料与铜元、倡导民间义捐铜元以及粜价归赈等措施来筹兑铜元,基本缓解了铜元困境。以此赈案为例可知,清末灾赈中小额通货的控制权与主导权发生明显转移,原有的"钱赈"机制出现转型,铜元融通问题成为赈款流通链条的核心环节,而官方通过控制铜元的供给与调运实际主导了灾赈的运转。

甲午战后全国性钱荒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城乡社会的冲击

甲午战后的全国性钱荒危机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集中爆发的,其中铜价上涨、官钱减铸、民间私销是长期存在的基础性因素,甲午战争期间日军的货币掠夺、1895年严重的大范围灾荒则是直接的诱发性因素,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钱荒危机破坏了各地原有的货币流通秩序,清政府希图通过铸造轻质制钱、开铸大小银元、开办官钱局等调整钱法的举措来应对钱荒,但遭到失败。农村地区则通过城乡贸易吸收制钱、销毁制钱改铸私钱、扩张短陌惯例等途径缓和了钱荒的冲击,并形成私铸在村、运销在城的民间铸币权运行模式。清政府督饬各省核减税赋折钱的措施多无实效,而地方政府的折钱浮收加重了农民负担与市场钱荒。动荡社会中的货币流通受到自然、政治、社会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不断地在均衡与非均衡状态之间进行转换。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铜钱的腐蚀研究

以"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铜钱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金相显微镜、三维视频显微镜、X射线衍射(XRD)、X射线荧光(XRF)、扫描电镜与能谱仪(SEM-EDS)等对其表面凝结物和腐蚀产物成分进行分析,并对其腐蚀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铜钱属铅锡青铜,铜含量在94%左右。腐蚀产物主要有Cu2(OH)3Cl、Cu2O、Cu(OH)2、Cu(OH)Cl、Cu(SO4)2等。铜钱表面凝结物富集,基体变薄,Pb元素不均匀分散其中。腐蚀产物中Sn含量较高,部分Cu元素已经腐蚀,并从基体转移到了外围腐蚀产物和凝结物。本研究丰富了我国海洋出水铜器科学认知和保护方面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