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多元版权主体与特殊职务作品的疏离——基于口述新闻的微观观察

第三次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明确了单纯事实消息外的新闻作品性质,并将其归为特殊职务作品,该条款强化了体制性媒体在作品流转中的版权权利,然而多元主体参与创作的现实却可能淡化这一立法意图,口述新闻就是一例:从“作品中的行为”到基于独创性劳动的“创作作品的行为”,口述人有可能具有与记者平等的合作作者身份,在报道上署名更强化了这一身份的版权效力;口述人打破了记者—媒体的二元主体结构,拆解了新闻媒体基于特殊职务作品获得作品完整版权的期待,但新闻实践传统和公共属性又注定媒体难以与其达成委托约定。媒介融合语境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现象已变得常见。在未来版权的改革中,将新闻媒体视为作者的做法更有利于容纳这一主体格局,以平衡版权行使与新闻传播中的公共利益。

论著作权对象认定的范式转换

受历史因素影响,现行法对作品的认定采用了以独创性结果为核心的结果论范式。这种认定范式仅关注事实层面客观结果的表现形态是否具有独创性,未能从规范层面证成著作权的对象。究其根源,在于忽视了创作对于作品的内在规定性意义及其在著作权制度中的规范价值。从创作行为出发可以弥补结果论认定范式的不足,实现从独创性结果到著作权对象的转变。创作行为与独创性结果分别立足于规范层面与事实层面,统一于著作权对象认定之中。构建包含行为、意志、结果、因果关系等要件的“行为―结果”一体论认定范式,有利于争议解决,促进著作权对象认定范式的规范化和体系化。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在先作品的版权困境与纾解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常态化爬取海量在先作品诱发侵权风险,长距离文本语义理解意欲掩盖侵权痕迹,开放式的跨域泛化推理为实施侵权提供技术便利。在作品数据投喂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逾越合理使用制度的边界,或将使在先作品走向无保护或过度保护的极端;在生成内容可版权性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生成内容的“广度”与“厚度”解耦著作权主体性,挑战现有独创性标准。重释适当引用制度和建立使用在先作品背书机制,应对合理使用制度适用难题;推动“作者中心主义”向“作品中心主义”横向过渡,使以人格权为出发点向财产权转向;建立基于可解释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独创性评估机制,重释独创性标准。

AI主体及生成物版权性问题研究

对AI主体及生成物可版权性的研究可归纳为主体性问题和客体性问题。在主体性问题上,AI不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也不具备著作权法上的可激励性。AI使用者或设计者才是适格的著作权主体。在客体性问题上,从人机协作关系考察,AI生成物满足独创性要件。AI设计者和使用者的智力在AI生成过程中得到延伸,据此,AI生成物满足智力成果要件。对AI生成物版权的配置应考量AI设计者和使用者、AI产业发展与传统著作权市场保护这两对利益关系。当设计者与使用者存在版权归属约定时应依约配置版权利益,不存在约定时应将版权利益配置给AI使用者。为平衡AI产业与传统著作权市场的利益,应类推法定许可制度,增设AI产业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统一解决著作权市场对AI产业的许可、费用收取、许可费分配以及统一进行诉讼活动等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归属模式建构

关于人工智能,学界对其主体资格的认定存在分歧。从著作权法的一般原理来看,人工智能无法像自然人一样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其处于附属地位并辅助人类创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强,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性特征,能独立思考并作出相应决策。基于此,结合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归属存在的四种模式,用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有效的排他性保护,需要厘清人工智能的作者身份并从人工智能及其使用者和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为人工智能著作权归属提供一个完整的合理制度支持。

著作权法“宽进”结构的范式转变——作品类型开放模式研究

第三次浪潮背景下,为应对非传统作品类型带来的财产权保护挑战,需要研究我国著作权法是否应更加灵活,为非传统著作权的形成创造条件,也就是研究作品类型法律模式的选择问题。著作权客体的开放性是国际趋势,难点在于如何在法定缓和模式与开放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作品类型法律功能的发挥,后者具有比较优势,人工智能生成物、电子游戏等智力成果可被认定为“其他作品类型”。明确作品类型开放模式的适用标准能够实现著作权客体的理性扩张。开放的通道与明确的标准共同构成完整的作品类型开放模式理论,为作品条款的适用提供解释论依据,为著作权法“宽进”结构的范式转变提供立法论建议,协助我国著作权法有效应对第三次浪潮带来的挑战。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立法滞后的现状威胁着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及群体和民族的个性。历史和实证分析表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性,版权保护应当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中的核心手段。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是多层次的。创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是原始的版权主体,传承人等相关主体则依其付出的劳动的性质获得相应的版权或其他权利。通过群体的代表或组织承担相应权益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集体版权实现的有效途径。应当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构建相关的侵权行为和法律救济制度。

人工智能主体资格及创作物权利归属研究——以法律拟制为视角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已经从作品创作的辅助工具发展出独立创作的能力,可以不再依赖于程序设计者而生成创作物。在人工智能主体资格及权利归属方面,应当从保守路径转变为激进路径,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权利主体,并由其享有创作物著作权。应当对人工智能财产权利进行保障和合理分配,明确人工智能创作行为承担责任的条件,通过双重主体参与制实现权利义务的统一协调,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客体化——传统民间文艺与知识创新的利益平衡

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版权制度一刀切的“公有领域”理论,使民族多元化国家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面临严峻的情势。根据“思想———表现二分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可版权性。版权法上的作品类型历史地来看是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应依据自身的国情和版权立法价值观,重置“可版权作品”的约束性条件,确认群体作者的身份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独创性,排除“固定”的要求,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版权客体化,以达成传统民间文艺与知识创新的利益平衡。

论人工智能的法学分析方法——以著作权为例

法律不能领先于社会现实,以猜想为基础、对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提出过于琐细的规则设计,没有太大价值。技术有变,法理有常。要评估人工智能对法律的影响,先要返回制度原理,研究现行制度蕴含的回应能力。有关人工智能与著作权的讨论,反映出人工智能的法学分析在方法上存在缺陷。与想象性规则设计相比,对讨论方法本身的先行批判、对现有制度回应新技术之潜力的发掘,更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建筑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

建筑作品的保护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还处于尚待完善的阶段。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仅规定建筑作品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缺乏具体操作条款。基于建筑作品的特殊性,《著作权法》应将其作为一类独立的客体予以保护。建筑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应包括具有独创性的建筑设计图、建筑模型及建筑物。建筑作品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为建筑师所属的设计单位,但委托人可以合同约定的方式改变权利的归属。应当针对建筑作品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特点增设相应法律条款,构建相应的著作权制度框架。

解释论中体育赛事传播者权益之版权保护

体育赛事传播者权益保护的法律适用缺乏一致的意见。从解释论的视角观之,体育赛事转播者的信号权益是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体育赛事转播内容则是录像制作者权的客体。解释体育赛事内容的独创性时应当考虑解释目的。体育赛事传播内容体现为唯一的表达形式,并不鼓励多样化的创作,所以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将体育赛事传播内容作为邻接权的客体,其法律缺陷是救济程度较弱,不利于体育赛事传播内容的后续商业开发。该缺陷只能通过立法完善广播组织权或设置新的版权客体类型来解决。

高校图书馆基于SPOCs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随着"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即MOOCs)的不断实践应用,"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即SPOCs)日益呈燎原之势,大有颠覆传统高等教育的趋势。文章阐述了SPOCs的起源、内涵、实践和发展,并介绍了高校图书馆的嵌入式学科服务,探讨了高校图书馆基于嵌入式学科服务在SPOCs版权保护、课程制作、提供学习场所及共享空间等方面的具体实施策略。

论著作权客体的扩张——兼评音乐喷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近日,音乐喷泉案再度引发了对著作权客体扩张问题的关注。尽管各国在著作权客体立法方面大都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但法院在法律适用时仍然频频面临困境。许多创作不在著作权法明确列举的作品范围之内,如音乐喷泉、烟花秀、灯花秀、香水香味等,但都有是否将这些客体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的讨论。这些将现代科技与思想情感表达融为一体的创作对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都提出了挑战。要回答著作权客体扩张是否适当这一问题,就必须以著作权法的体系构建为视角,综合考虑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以确保扩张结果符合著作权法在价值、目标、利益平衡等方面的要求。

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著作权法保护

人工智能的问世并快速发展,必然涉及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问题。随之而来的是这一问题对著作权法的冲击,即人工智能能否成为著作权主体,其生成成果是否具有可作品性,如果符合作品构成要件,又该如何确定该生成成果的权利归属等。为了促进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创作和应用,应该承认其可作品性,但面对质疑,首先,需要确认人工智能的所有人和使用者才是适格的著作权主体,不应该是人工智能本身;其次,人工智能具有创作能力,实施了创作行为,其生成成果具有独创性,符合作品构成要件;最后,确认人工智能生成成果具备可作品性后,不仅要从法理学角度明确其合法性,而且需要论证其著作权归属及保护方式。

我国著作权法中人工智能主体资格之否定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著作权法律体系带来诸多冲击。在解决后续具体问题之前,必须先明确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资格。目前学界中关于肯定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的观点都有相应的不足。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目前阶段,赋予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既无可能性也无必要性。我国著作权法应当继续坚持其作者权体系的立法初衷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精神,强调"人"的价值,保障"人"的权益,否定人工智能的著作权法定主体资格。著作权法不应急于变革和一味扩张,而应着力于在现有的体系下解决新的问题,在已有的制度下规制新的存在。

民间传统体育的著作权保护研究

阐述民间传统体育的特征及适用著作权保护的国际立法趋势。指出:民间传统体育具有著作权客体的基本属性(独创性与可复制性),但在权利主体、权利范围和权利期限方面与传统著作权制度又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尽管目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一些法律文件以及非洲国家缔结的版权公约将民间传统体育纳入著作权保护中,但对于解决两者冲突未给出明确答案。认为:民间传统体育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并对传统著作权制度进行一些创新性适应,包括引入集体著作权人制度、限制经济权利、规定民间传统体育永久保护期等。

论知识产权的客体结构——以著作权客体为例兼与李杨博士商榷

知识产权客体是知识产权学说的理论基础,学界关于知识产权的客体一直存在争议,以张勤教授为代表的"信息说"、以吴汉东教授为代表的"知识产品说"、以刘春田教授为代表的"行为说"以及传统的以《民法通则》为代表的"智力成果说"等学说都从一定侧面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了阐释,近期李杨博士又从著作权入手提出了客体的多重构造体系说,从动态角度进一步丰富了知识产权客体学说,但混淆了一些概念,值得进一步商榷。

机构知识库发展的文化法律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了机构知识库发展中的文化法律影响因素,指出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与学科文化传统是机构知识库文化影响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者与出版商在正式同意公开发表其论文等成果前签署的版权协议则是目前机构知识库法律影响因素的关键,并进一步通过一些相关调查数据进行阐释分析,提出未来机构知识库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突破机构知识库发展的制约瓶颈。

中美版权教唆引诱侵权比较研究

版权教唆引诱侵权是著作权间接侵权的一种。在版权教唆引诱侵权的认定上,教唆引诱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该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美国通过判例发展了有关教唆引诱侵权认定的若干理论,对教唆引诱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认定是关键环节。中国法院也历来将教唆引诱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作为重要的侵权要件加以详尽考察和论证,但法释[2012]20号文件第7条的出台,导致实践中法院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站上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的行为直接等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上传侵权作品实施诱导和鼓励,忽略对教唆引诱行为人主观故意状态的考察。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