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诉讼模式转型:从“高效治罪”到“守法教化”

“高效治罪”模式是一种以诉讼效率为价值导向,旨在实现惩罚的及时性、必定性和附随后果的严厉性,以达到警示被告人和其他人员并使之不敢犯罪之目标的轻罪诉讼模式。在实践中这一模式存在着认罪自愿性难以保障、忽视社会治理效果、违反比例原则的缺陷。基于刑罚理念、司法制度、文化理念和社会政策的考量,我国的轻罪诉讼模式应当朝着“守法教化”的方向转型,即建立一个旨在帮助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悔过自新,以此达到避免重蹈覆辙甚至精神洗礼的目标,进而重新社会化,回报家庭和社会的轻罪司法程序。具体而言,可以借鉴我国少年司法的制度和理念,从强制措施、处理方式、庭审形式、附随后果和社会参与的角度进行建构。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研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具有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特征,需要开发专门适用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以提高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酒驾”矫正项目的概念、特点及功能出发,构建矫正项目的体系与结构,设计矫正项目的开发、认证及实施等流程,以期更好地推进“酒驾”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

检察机关参与专门学校法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加强检察机关与专门学校的衔接,对提升专门学校教育矫治效果意义重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开展法治教育和犯罪预防工作的资源优势,在法治教育、教育矫治、管护救助等方面开展合作,无疑是检察机关与专门学校衔接机制中的重要内容。尤其在检察机关参与专门学校法治教育方面,将进一步促进二者的有效衔接。检察机关参与专门学校法治教育具备来自国家亲权主义、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定位以及推动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法理基础,但目前仍然面临着参与程序不清晰、评价标准不统一、收治工作存瓶颈、个性施教有欠缺等各类问题,因此应当加强相关法律规范的实施、促进教育与检察融合、健全配套设施建设,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支持。

供述障碍视域下欺骗性拒供行为矫正策略

欺骗性拒供行为是指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故意提供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真相从而逃避供述的行为。识别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障碍有助于讯问人员化解其内心矛盾,实现使其供述的目的。从供述障碍角度分析欺骗性拒供行为,并与供述行为的驱动心理进行比较,归纳出矫正欺骗性拒供行为的总体思路,包括打击侥幸心理、提高罪责压力和降低刑罚恐惧三个方面,进而提出具体的矫正对策:打击侥幸心理包括声势震慑、证据对质和意志力竞赛三种措施;提高罪责压力包括常规说教、围绕犯罪冲动展开话题和欺骗的反作用三种措施;降低刑罚恐惧包括通过对比降低结果感知、转移注意力和循序渐进式提问三种措施。讯问人员遵循矫正对策开展讯问工作,将欺骗性拒供行为所代表的供述障碍转化为供述行为的驱动心理,借由犯罪嫌疑人心理转变达到其行为转变的目的。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的思考——基于再犯危险的分析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应当贯穿于判决前、入矫后、解矫前三个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应严格按照"首要标准"的要求,每个阶段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危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判决前矫正期内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基础,评估的重点在于社区风险的防范;入矫后的再犯危险评估是根本,以消除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危险性人格,不断提升矫正效果为目的;解矫前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关键,以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为目标。

社区矫正的犯罪学依据

社区矫正作为宽容刑罚观的产物,其犯罪学依据主要在于人们对犯罪、犯罪人以及犯罪人如何重返社会的认识步步推进:首先,人类对犯罪本质、犯罪是否正常现象、犯罪与环境的关系认识趋于客观,为科学的刑罚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回答了"犯罪人应不应矫正"的问题;其次,随着人类对犯罪人是否正常人、犯罪人"到底能不能改变"等认识逐步丰富,更坚定树立了"犯罪人能够矫正"的基本信念;最后,随着重犯累犯现象增多,人类对犯罪人如何重返社会的思考更趋理性,认为如果让犯罪人在社区中接受矫正而非禁闭于监狱与世隔绝,有利于其顺利再社会化和回归社会。

人格矫正在犯罪预防中的运用

本文分析了人格障碍的含义及类型,人格障碍与犯罪的关系,论证了形成人格障碍的原因,提出从防止人格障碍的形成和对人格障碍进行矫正两方面进行犯罪预防,探讨了精神分析疗法、行为主义疗法等矫正人格障碍的方法。

非监禁刑:文明社会的刑罚选择——以欧洲为视角的思考

刑罚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与人类文明同步,文明程度越高,刑罚方法就越合乎人性。在人道的前提下,矫正罪犯是刑罚选择的目标之一。非监禁刑能够在欧洲普遍使用,就因为它既是一种比较人道的刑罚方法,又在矫正罪犯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我国在建立自己的非监禁刑体系时,既要借鉴欧洲非监禁刑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的经验,又要从本国实情出发。在人道主义与矫正效果的前提下,对非监禁刑体系的设计不仅要体现时代性,还要注重实用性。

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适用于触法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应当树立矫治责任的基本立场。矫治责任是触法未成年人根据法律规定通过接受特定矫治措施而对其触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是具有约束性与惩戒性的法律后果,彰显出专门矫治教育的惩戒性与保安性特征。专门矫治教育的具体适用应当以矫治责任为基础,触法行为的客观危害与触法行为人的责任能力是判断矫治责任的基本标准。

环境矫正: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新范式

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监控”与“矫正”这两种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传统范式均为针对“犯罪倾向”设计,对于“机会”的犯罪生成机制关注不够充分。“环境矫正”理论则主张关注犯罪机会以重塑重新犯罪预防理念,评估犯罪机会以明确重新犯罪预防指向,监督引导社区矫正对象规避、抵制犯罪机会以实现重新犯罪预防标本兼治,有望成为我国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新范式。

对“社区矫正”的理解和相关思考

从世界范围看,行刑社会化已成为行刑领域的一个趋势,其深度与广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社区矫正的有益探索。笔者首先阐述了对“社区矫正”的理解,其次从实际行刑的角度谈了此项改革的必要性和“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中一些问题的粗浅思考。

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的系统性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社区矫正是现代刑罚观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特征而展开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适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司法机关、行政部门、社区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注意刑事侦查羁押慎用、审判专门化设置和社区矫正的社会化是社区矫正功能发挥的关键。

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化的若干重要问题

从宏观层面看,社区矫正取得制度实效重在利用和培育民间力量,而非创设新的国家管理部门或制订专门法规;司法行政系统发挥矫正管理作用之时,审判部门的支配角色不应忽视。从技术层面看,社区矫正对象宜排除单处资格刑的罪犯,增加受教养人和暂缓不起诉人。此外,社区矫正的主要方式是观护和赔偿,强制公益劳动限于特定受刑人。

论推进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实践发展的关键因素

以推动发展为指向,必须准确把握推进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关键因素。为此,应加速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正式立法的出台,夯实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硬件建设的基础,确立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绩效考评的标准,厘清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相关主体的职责,营造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全民参与的氛围。

性变态犯罪人犯罪原因及其矫治对策

性变态犯罪是一种发生率低但危害很大、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类型。笔者首先分析了性变态犯罪人的犯罪原因,包括主体原因和主体外原因。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矫治对策,包括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

未成年人再犯罪问题初探

目前,未成年人再犯罪率正逐年递增,有效遏制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要从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内因和外因上综合治理,才能切断其犯罪根源,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是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有力保障。

青少年社区矫治的本土模式和社会工作的介入空间

青少年社区矫治是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制度创新;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专业手法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治是实践创新,两者的结合是符合国际青少年工作发展的大趋势的。本文从青少年问题和青少年犯罪出发,分析了青少年社区矫治三种本土化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性,从社会工作的职业导向、价值前提和实践理念展现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社区矫治的介入空间。

我国涉罪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研究

现代社会的逐步转型,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常见。收容教养作为一项教育矫治措施,对处置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而言意义重大。尽管如此,收容教养在现实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适用程序不合理、缺乏执行条件等局限而处于休克状态。基于此,要从三个方面来完善收容教养制度,一是法律上细化对收容教养的指导;二是将决定权归于司法机关;三是完善执行条件与执行方式以发挥矫治价值。

青少年网络犯罪及心理矫正

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其好奇心重,精力充沛,模仿能力强,但情绪调控能力差,意志力薄弱,社会经验少,较易引发行为疑惑和情绪困扰,而高居网络犯罪之首。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既与青少年个体因素有关,亦与青少年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有涉,需要在心理健康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并辅以心理咨询与治疗,以此有效的减少青少年网络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