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地区腐败与群体性事件参与

基于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0)和2011中国监察年鉴的数据,对教育程度与地区腐败如何影响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对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具有抑制作用,地区腐败对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具有促进作用,但促进效果随着腐败程度的提升而减小;地区腐败对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是异质的,其对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影响较小,对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影响巨大。因此,对于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消除腐败需要恒心和耐心,同时,应充分发挥教育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稳定器作用。

集团腐败:基于社会关系视角的解读

目前研究集团腐败一般是从低度社会化的经济人假设和过度社会化的社会人假设出发,两者由于没有考虑具体的社会情境来补充解释,从而陷入理论假设的陷阱。集团腐败是由不法交易关系联结而成的,必须将其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中进行观察。通过分析发现,集团腐败在纯粹利益交换之上衍生出了基于互惠信任的社会交换,通过真实的社会情境建立了情感义务的人际纽带。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集团腐败受到亲缘血缘等人情要素的影响,亲密、信任与责任使得交换过程中形成互惠规范。通过互惠交换产生了横向平行与纵向垂直的关系结构,推动集团内部的权力分化进而构建微观秩序系统,最终使集团腐败成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具有总体性文化情境认知的人际联结。

驿递改革与“养廉银”制度的得与失

古往今来,腐败问题都是政治治理中的难点,集体腐败尤甚。明清两朝针对两种典型的集体腐败曾作出相应的廉政改革,出台了相应的防治腐败制度,即明张居正的驿递改革制度和清雍正的"养廉银"制度。这两种廉政路径都取得了短期成效,但最终皆归于失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是依靠统治者自身的权力来推行,是"人治",所以往往"人亡政息",因此反腐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另外,在制定反腐败政策时,还应认真分析其本身的合法性,在强调制度化、法制化的同时,还应重视民主建设,加强民主监督。

社会资本解释范式下的集团腐败犯罪研究

在描述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的动向时,一个突出的趋势是腐败问题呈现出某种具有内在结构的集团化倾向,而这种集团化腐败的产生与蔓延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发展整体形成了某种密切的联系,越来越多地与社会资本发生了某种密切的联系,因而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尤其是从社会资本的负效应出发能够较好地揭示出腐败问题所具有的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要素。

从反对“产业化”到反对“去行政化”说明什么

学术化与产业化是可以相容的,学术化与行政化是不能相容的。这不仅为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所证明,也为中国这十余年来的发展轨迹从反面所印证。为了行政化,必然反对产业化,反对产业化为行政化的蔓延提供了条件,行政化为学术腐败提供了气候和土壤,从而损害高等教育事业。从反对产业化到反对去行政化的过程,是中国学术事业日益腐败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和强大起来的过程。

政府监督对垄断性国企自律性的影响——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自十八大以来,在被查处的国企高管中,涉及垄断行业的人数众多,垄断性国企表现出来的低自律性和群体腐败现象已经不容忽视。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对其监督主体和制度体系本身的思考。在垄断性国企运作的过程中,权力机构的设置和制度体系的规划并不健全,因此政府监督便显得至关重要。同时垄断性国企因为所处的战略性地位和掌握的战略性资源,可以和政府处于相互博弈之中。基于此,可以通过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政府监督策略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垄断性国企的自律性和腐败收敛,并就中国垄断性国企自律性的提高和腐败现状的整治提出相关建议。

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政党腐败及其治理

政党政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成果。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削弱,导致了西方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强势崛起,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向执政党施加压力,以期将集团的利益诉求通过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合法化。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媾和促成了权力与利益的互换,政党腐败滋生,腐蚀和瓦解着当前政治体制,耗竭政党的社会基础与执政资源,威胁政党政治的生命。为此,只有完善政党与利益集团自身的组织规范,实现对政党权力的约束;改变单一的政党经费筹集方式,增强竞选经费使用的透明度;建立开放与多元竞争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利益均衡,构筑明确的权力与利益边界,才能重构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消减政党与利益集团的不正当交易,遏制腐败的发生。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了腐败--基于实验经济学的分析

基于实验室实验探究社会资本对腐败的影响,通过信任水平衡量社会资本,并引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探究抑制腐败的机理。实验包括信任触发和贿赂博弈两部分,其中信任触发实验用于触发不同的信任水平,贿赂博弈实验用于测量腐败程度。此外,在贿赂博弈中分别加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因素,通过负外部性和分组实现。结果表明,信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腐败程度的增加。其中,在低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对腐败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而在高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的抑制作用被抵消。另外,分组设置对企业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而负外部性设置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

对中国政府采购现存问题的探讨

从集体腐败与串谋行为、采购合同的认识与管理、采购的监督机制、采购队伍建设和采购信息传递等几个方面阐述了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存在的问题。

精准治理基层腐败窝案的多维探析

易发多发的基层腐败窝案已成为新时代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精准治理基层腐败窝案需要从其表现形态、结构功能、扩散方式、影响后果等多维度剖析,针对性采取常态化警示教育、程序化决策执行、精细化日常管理、制度化巡视整改、靶向化案件查处等系统性举措,进而消解其产生的主客观条件、排除其存续的内外部因素,取得反腐败压倒性胜利之长效。

开高健对《恐慌》主人公性格的设定及主题的彰显

作为日本战后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开高健不同于战后其他作家;他放眼社会,针砭时弊,给世人以深思及启迪,走出了一条与传统的"私小说"完全不同的道路。代表作之一的《恐慌》发表于1957年,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夕。处于大动荡时期的日本社会亟需能够从正面直视并描写社会实态的作家,开高健的《恐慌》正好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探讨主人公俊介的积极、妥协、抗争、精明等诸种性格因素,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普遍存在的躁动不安、无所适从的心理特征,揭示作品的主题亦即集团中的个人和官僚体制的腐败,从而发现开高健作品所蕴含的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批判意义。

当代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政治腐败与财富收入不平等

近几十年来,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社会出现少数拥有财富、权力和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参与政治活动,操控美国政治和政府决策,导致政治腐败事件、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公共利益受损等社会问题。为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收效甚微。表面上看,问题的原因是在于特殊利益集团政治化,然而现象背后的本质则在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政策导向。

群体腐败的成因、危害及遏制对策

群体腐败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规律,只有深刻剖析其特点及产生的原因,提出可行的治理对策,充分认识其危害性,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才能使日趋蔓延的群体腐败得到遏制,从而推动整个反腐败工作。

当前困扰经济发展的五大难题

当前困扰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一是债务困扰问题 ;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和救助弱势群体问题 ;三是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 ;四是政治体制改革及反腐败问题 ;五是文化障碍问题。

基于组稀疏残差约束的自适应强噪声图像复原算法

组稀疏学习在图像去噪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但现有方法仅从图像块级别考虑含噪图像的非局部自相似性,影响了强噪声图像的重建质量.文中在组稀疏复原模型中引入组稀疏残差和全变分正则化约束,将含噪图像复原问题转化为多尺度图像块匹配和减小组稀疏残差;基于干净图像的组稀疏系数预估和多尺度图像块匹配,提出了自适应图像复原迭代算法,以提升组稀疏学习算法的图像去噪和精细结构复原能力.实验结果表明,文中算法能更好地保留图像的细节纹理,减少过平滑和伪影现象,在强噪声图像复原的主、客观综合评价上优于BM3D、WNNM等标杆去噪算法.

苏东共产党败亡的教训及启示

苏东共产党的教训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镜鉴。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历史周期律没有天生的免疫力 ,在执政过程中既要警惕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 ,关注民心向背 ,又必须服务经济大局 ,战略上代表人民根本利益 。

当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难题

当前困扰经济发展的五大难题:一是债务困扰问题;二是两极分化和救助弱势群体问题;三是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四是政治体制改革及反腐败问题;五是文化障碍问题。

集团腐败组织运行的驱动机制研究

集团腐败的组织网络是通过成员间的腐败交换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构建而成,利益交换与情感互动是引导组织运行的两条逻辑主线:一方面,集团腐败的内在构造是围绕着资源利益而建构的生产性交换结构,只有通过各方合作谋取公共资源从而共同受益,才能推动与维持组织运行,因此资源收益与资本再生产是内部驱动;另一方面,受到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关系结构影响,集团腐败组织化的交换过程实际上被责任、义务与承诺等人情要素所制约,成员的互动逻辑、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外部环境所塑造,因此基于关系结构的社会性建构是外部驱动。在注重利益的内部驱动与强调规范的外部驱动两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促使集团腐败成为利益—情感的共同体。

现阶段我国实现教育公平的差距与对策

在阐述教育公平的定义及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异、高考招生等方面存在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教育腐败等是导致我国教育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政府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扶持等实现教育公平的对策。

领导团体腐败和作弊的社会经济影响：数量特征与客观评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因领导团体作弊型腐败造成的经济和消费者福利损失迅速增加,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对经济与市场的管制和干预,租金的来源主要是由政府控制引起的“公共区域”。学者们对我国租金价值计算表明,我国租金的绝对量有扩大的趋势,租金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管制的减少,租金的比例有降低的趋势。领导团体作弊型腐败不但扭曲了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并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性,且可能导致政府管理的失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阻滞了国家的经济增长,最终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官员腐败和作弊产生于制度的漏洞或不完善。制约与解决的有效手段是寻找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