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市场下发电企业碳成本传导率及动态特征

深化中国碳市场建设、促进发电企业碳排放成本向下游需求侧科学传导是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合理的碳成本传导率不仅能激发企业减排动力,还可以将碳排放成本通过提高电力价格的方式向消费端转嫁,引导其节约用电,从而推动碳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减排效应。该研究基于发电企业经营行为的微观视角,将碳排放成本纳入企业的投资决策范畴,在充分考虑排放强度、风险偏好和采纳低碳技术意愿等异质性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Agent的碳成本传导评估模型。通过模拟发电企业在面对有限信息时的策略选择,探讨了2021—2030年中国碳市场下发电企业碳成本传导率的变化趋势,并分析了不同的市场机制设计和低碳技术对碳成本传导率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①发电企业碳成本传导率呈现“缓慢增长—快速上升—保持高位”的动态特征。②初始碳价、市场规制系数和拍卖比例等市场机制设计均对发电企业碳成本传导率产生正向作用。具体地,初始碳价的增长会在短期内推高碳成传导率,作用效果在中长期将逐渐减弱;市场规制系数对碳成本传导率的推动作用存在门槛效应;随着拍卖比例的提高,企业的排放成本将会增加,进而引起碳成本传导率升高。③低碳技术能够缓解碳排放约束下发电企业的经营成本压力,避免碳成本传导率过度上升。该研究不仅为发电企业碳成本传导问题的探究提供了理论支撑,还为健全中国碳市场的机制设计提供了实践指引。

电力行业碳成本传导的基本原理及均衡模型

碳成本传导问题是关系电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运用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了碳成本传导至电价的基本原理,并构建古诺均衡模型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和电力市场需求特性情况下的碳成本传导率变化。结果表明:在电力需求弹性为等弹性的情况下,发电商数量越少且电力需求价格缺乏弹性,碳成本传导率越大,反之,碳成本传导率越小。在电力需求函数为线性函数的情况下,碳成本传导率仅与电力市场中发电商数量成反比例关系,随着发电商数量的逐渐增多,碳成本传导率越来越小。最后,结合目前我国电力行业碳成本传导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价格传导效应

文章通过引入关税以及配送成本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价格传递效应进行了检验,发现配送成本显著降低了这一传递效应。短期内由于较高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位置尚不明晰导致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物价产生刺激作用。根据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较高的边际劳动产出将使得随劳动投入的增加,物流配送成本会较快增长进而在未来较大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此外由于中国进口品中超过82%用于中间投入、较多"两头在外"型企业的存在使得单位物流成本变动对消费者价格的平均影响较部分发达国家低。

引入碳价格后中国出口贸易成本的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多种多样,市场机制手段是目前应用广泛的政策工具之一。国际碳交易的实践尤其是欧盟ETS的运行效果显示,电力及一些能源加工转换行业通常会因为承担了碳交易的成本,而会导致其下游产品价格的发生变动,一般表现在下游电力价格的增加,因此会使得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受电力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因此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我国目前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经济现状,势必使得碳价格影响到出口贸易的产品成本上。本文主要利用我国2005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产品能源成本的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产品的能源成本占每年出口额比重约为13%,若扣除掉消耗进口中间产品的因素,仅仅考虑国内中间投入产品的能源成本,则出口产品中的能源成本比重下降至9%-10%左右,其中电力的成本约占整个能源成本的60%以上,若由于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导致电力成本上涨50%,则使得我国出口能源成本的至少上涨一半以上,这将大幅度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门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提升其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源成本的比重,提高单位产品的能源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外贸存在较大的顺差,也要不断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配合国内产业政策的调整,降低能源成本较高产品的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整个贸易政策调整优先向竞争力导向转变。

企业最优定价策略与汇率传递效应研究

文章在李嘉图理论模型的框架下讨论了两国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汇率传递效应。研究表明,汇率传递效应具有某种突变性,其突变的边界条件依赖于两国市场需求特征、贸易摩擦与两国企业的边际成本。

人民币汇率对CPI的传递效应及互动关系研究

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且一直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2019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3%CPI涨幅目标,有必要对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的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文章首先在结构约束下构建以CPI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选取2005年7月至2019年8月期间170个月度数据为样本,在控制关键变量情况下分析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其次,在非结构约束下建立人民币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非结构性VAR模型,研究两者在长期内的互动关系;最后,结合新形势下我国宏观经济新要求提出顺利实现预期目标的对策建议。

中国汇率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

对于高外贸依存度的中国经济来说,主要贸易伙伴物价水平的变化将会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的变化。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化幅度难以吸收进口品到岸价格(以外币计价)水平的变化幅度,即汇率传递效应低于国外的价格传递效应时,汇率就难以完全吸收国外物价水平变化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冲击。计量结果表明,2001年1月至2008年3月期间,总体上进口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系数较高,但由于多种原因,进口品价格到国内CPI的传递效应较低。但2005年汇改以来,汇率的短期和长期传递效应明显增加。因此,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改革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国外物价变化对国内物价水平带来的冲击。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完全传递研究：理论及实证

本文首先考察了自1995年1月至2007年12月期间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国内物价CPI之间的关系;其次,运用滚动回归计量方法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在样本考察期间的变动趋势;最后探讨了我国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无论采用OLS回归模型还是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均得到人民币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结论。在样本考察期间,我国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率、汇率波动率及真实GDP都显著地影响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其中,通货膨胀率与汇率传递效应存在正向关系且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最大、为主导因素。汇率波动率与汇率传递效应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与国外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结论正好相反。真实GDP与汇率传递效应间的负向关系表明,配送成本降低了汇率传递效应,且随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增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配送成本的影响将逐步扩大。最后,本文在以上研究结论基础之上得到了几点启示。

纵向合约与相关市场界定:来自中国乘用车市场的证据

如何界定相关市场是反垄断分析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探讨纵向合约如何通过成本传递率对相关市场界定产生影响。基于中国乘用车市场背景,利用新实证产业组织研究方法,对于不同纵向合约如何通过成本传递影响相关市场界定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线性定价下的成本传递率较低,一旦忽略成本不完全传递可能会低估制造商的利润率,进而导致相对较大的相关市场界定范围;在非线性合约下,较高的成本传递率不会对上游相关市场界定产生影响,界定相关市场时可以忽略上下游企业间的纵向合约。本文的启示是在成本不完全传递特征较为突出的市场中进行相关市场界定时,需要充分考虑纵向合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