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之质疑——基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的检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后,“案多人少”困境逐步显现,参照美国经验建立强制调解制度的对策受到立法机关、学界关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强制调解制度曾面临重大争议,该院所披露调解率因统计口径偏差具有误导性。依照中国常用统计口径重新统计的结果表明,该院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情况较差且逐年恶化,显著低于中国现有制度成效。随着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环境逐年改善,上诉案件中当事人调解动机难以增强,实施强制调解很难取得良好实效。以美国“自由裁量型”强制调解制度为蓝本的制度构建方案,缺乏明确的案件筛选标准,有悖于中国沿袭的“规范出发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立法传统,不契合目前中国民事调解制度发展阶段,故现阶段中国不宜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

论我国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的构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借鉴

为缓解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审判压力,提高处理此类上述案件的效率与准确性,顺应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可以借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构建我国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实现专利等技术类上述案件的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的分立。从明确强制调解的启动阶段、限制强制调解的适用范围、设置强制调解的专门机构、选任多元专业的调解人员、规范强制调解保密性要求和实现与诉讼程序证据衔接等方面进行具体制度设置,并对我国《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修改,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操作指南,确保该机制在实践中得以顺利实施。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运作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建立了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其以专业的法官和专门的事实查明机制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时至我国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专门审判体系之际,对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设立背景、法官配置、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及案件管辖等内容的考察,能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提供经验借鉴,为在知识产权法院中实行民事和行政案件“二合一”审判模式提供域外启示,为我国完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专利专门性法院的先驱者--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发展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对专利案件有专门性管辖权的上诉法院,该院的建立一度备受质疑与苛责,而数年的发展完善令其成为美国科技高速进步的重要推进者,而该法院也成了此后建立的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地的知识产权法院相继学习的楷模。本文将以实践为基础,从历史背景出发,分析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设立,运行与司法影响。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特色机制及对我国的借鉴

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做法是当今国际主流,然而我国自拥有知识产权制度以来,便始终处于面向"三审合一"模式的缓慢衍进之中。我国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体系随着《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的施行虽有渐成之势,但是仍未能触及设立全国性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鉴于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环境的相似性以及密切的贸易关系,我国在知识产权法院的创设问题上可以借鉴"美国模式"的经验。了解围绕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而建立的美国诉讼体系,对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司法与行政双轨制""循环诉讼"以及知识产权法官选任等问题具有相当价值。

美国CAFC的Rule 36判决浅析与启示

简要介绍了美国普通法系下法院体系特点及法院判决约束力规则、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的成立历史和管辖特性;对CAFC独有的Rule 36判决规则进行了详细介绍,包括Rule 36判决作出时机、Rule 36判决的法律效力、如何在诉讼实务中争取或避免拿到Rule 36判决,并就CAFC的Rule 36判决规则对于我国法院审判实践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演进及启示——兼谈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的方向

虽然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正式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但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在国际层面上,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属于较有特点的一种知识产权法院模式。通过对其设立动因、组织架构、实际效用及引发的争议进行深入考察,结合美国的政治结构、经济形势、司法传统,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发挥的作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赖以发展的制度环境与美国不同,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关国专利保护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演进轨迹,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的功效提供更为理性的认识,进而为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进一步变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有效应对美国联邦所得税税收争议的途径及建议——中国赴美投资企业视角

本文以中国赴美投资企业为例,详细介绍美国联邦所得税税收争议解决的各种途径和最佳方法,以帮助中国企业在美国遇到税务挑战时,寻找支持自己税务立场和税务处理方法的法律依据,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