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方便法院原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产生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方便法院原则发展到今天,不仅被普通法系国家广为采用,也为少数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我国立法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不仅应严格规定其适用条件,同时还应规定其适用程序。

基层人民法院民事司法调解的困境及对策——以镇原县人民法院为例

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司法调解功能的加强尤为关键。当前,在基层法院,进一步深刻认识司法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冲突中的地位并尽快加强司法调解功能的实效很有必要。通过对镇原县人民法院民事司法调解实务的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实务中存在制度和操作诸方面的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宏观和微观方面的,也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为此,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及配套措施之余,还应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即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法院调解与诉讼外调解的关系、调解与调解结案的关系、司法传统与司法现实的关系。

从PCA晚近实践看国家间仲裁的复兴与困境

国家间仲裁是解决主权国家之间争端的重要方式。常设仲裁法院在规则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使国家间仲裁在晚近二十年呈现复兴之势。但最近的中菲南海仲裁案等,因受到国际政治等案外因素干扰、且仲裁庭在管辖权和实体裁决方面存在谬误,使强制仲裁机制遭遇质疑。只有在尊重争端当事国意愿的前提下,秉持中立性,在仲裁的自愿与强制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国家间仲裁之未来发展才能免于陷入困境。

向“名牌法官”学做好法官——青年法官培养的启示

法院发展人才为先,青年法官的培养是法院队伍建设的重点内容,强调寻求实践司法能力的提升,各个法院对青年法官的培养方案各有千秋。"名牌法官"作为法院先进审判人员,工作经验及个人成长史对青年法官培养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积极引导向"名牌法官"学习,以供各法院青年法官培养制度完善建立作借鉴。

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的信息治理效应:基于司法审判专业性的视角

司法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我国从审判专业性的角度完善司法制度,创新性地在部分地区分批试点设立金融法院,专门审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等金融案件。基于此,本文借助这一外生冲击,研究司法审判专业性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治理效应,结果发现设立金融法院后,试点地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上升,表现为应计盈余管理显著下降。机制分析发现,设立金融法院不仅能提高司法质效,而且能唤醒投资者的维权意识,提高试点地区前期信息质量差的公司的涉诉概率,还会督促独立董事更好地履职尽责,提高独立董事发表否定意见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设立金融法院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主要在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地区官员廉洁守法程度低的组别中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设立金融法院不仅能够改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而且能够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本文结论表明,司法审判专业性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并佐证了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对资本市场健康运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积极意义。

冤案难以纠正的制度反思——以审判监督程序为重点的分析

在我国实践中,冤案的纠正异常困难。许多冤案都必需被冤者及其家人长期申诉、上访,律师以及社会正义人士鼎力支持,媒体长期不断报道,甚至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最终才能迫使检察院、法院启动再审。就审判监督程序而言,导致冤案难以纠正的原因主要有三项:一是再审的审判主体规定不合理;二是启动再审的条件被严重拔高;三是证据保管制度不健全。要解决冤案难以纠正的问题,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改革再审的审判机关,规定再审必须由上级法院审判;二是厘清再审的证明标准,严格区分申诉再审、法院和检察院启动再审以及再审改判无罪的证明标准;三是强化对被告方权利之保障,完善申诉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援助、阅卷制度;四是建立规范的定罪后证据保管制度,确保在申诉、再审时有充分的证据审查原审裁判是否确有错误;五是建立合理的DNA鉴定重启制度,确保在必要时能重新进行DNA鉴定以查明被告人是否确实有罪。

从纸上谈兵到水滴石穿——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构造反思

高举人权保障大旗的刑事诉讼立法淡化了刑事诉讼构造的路径选择,但是,基于一种结构缺陷,我国新近立法所确立和完善的审判前供述排除规则很容易沦为"纸面上的法"而难以转化为"行动中的法"。一方面,因为没有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的分离与法官和陪审团的分权,一元化的法庭可能会造成非法获取的口供从大门排除又从窗户跳进,而"口供排除"和"宣读口供"的两阶段在质证上存在着叠床架屋,更有为普遍地采纳审判前供述这一传闻证据"背书"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趋势。另一方面,控辩不平等导致庭审最终落入长于法律辩论而轻视事实调查的旧习,而法官也陷入到底是积极调查还是消极听审的内在职责冲突之中。因此,本文设想以案例指导跳脱立法中心主义的虚无缥缈,以配套程序摆脱实质判断标准的人言人殊。

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正当性争议及中国因应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处理体育纠纷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各大主要体育组织习惯于将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条款插入其章程规范中而使体育仲裁协议表现出仲裁的强制性,因而对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正当性产生冲击。理论和实践中都认可正当性补充理论对国际体育仲裁院机制中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正当性的论证,即仲裁协议的正当性不在于摒弃强制性,而是如何优化强制性以保障运动员合法权利。人权保障是体育纠纷解决机制设计的内在逻辑,也是仲裁协议正当性存在的首要之善。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应提高仲裁的透明度、开放仲裁员名册、完善仲裁员回避制度,进一步推动运动员权利保障和体育法治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