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台阁诗人题画诗的社会功能与主题内蕴

明前期台阁诗人对于题画诗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充分开发与运用。首先,台阁诗人发挥了题画诗的整合功能,拓展了自唐宋以来不断嬗变的议论焦点,使得题画诗的形意分离,凝聚出强调用世、提倡功名的诗学主张,进而引领社会正统的价值观念。其次,台阁诗人还发展了题画诗的交流功能,借助题画来增加文人间的社交互动,维护朝堂间的人际关系,重点表现为唱酬与雅集两种形式。另外,台阁诗人还利用了题画诗的导向功能,在山林与台阁的场合划分出“尘外意”与“经济事”的对立主题。前者反映出台阁诗人通过山水以自遣的审美宣泄意识,后者则表现了台阁诗人借助“性情之正”的思想秩序对题画诗创作倡导的经世意识。

论唐太宗对宫体诗的改造

宫体诗风行梁、陈、隋三代,至唐贞观时,唐太宗依据儒家政教文学观对其进行了全面改造,变其轻艳柔媚为雅正典丽,以使其更好地为新朝服务。他认为儒学才是经邦治国之至道,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的思想支柱。儒家“诗言志”的思想必然取代元朝以来所形成的“诗缘情”学说。儒家思想复归,引起了初唐诗歌使命的转变,贞观诗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实践了诗歌“劝百讽一”的讽谏使命,逐渐走向注重诗歌辞采的典丽高雅,把诗歌从宫廷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提倡南北文风的融合,主张文质并重,以文学服务于政教又不失其艺术特色。

人性的诉求——英国爱情诗中的求爱策略初探

爱情诗在英国诗歌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从英国爱情诗里总结出五种基本求爱策略 :赞美、利诱、恐吓、乞怜和盟誓 ,并指出这些策略分别利用了人类天性中的五种基本要素 :骄傲、利禄心、恐惧、怜悯和占有欲。诗人们以不同于小说家和戏剧家的手段在探索、认识人性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西夏文《宫廷诗集》用典分析

《宫廷诗集》为西夏人创作的文学作品,现存的33首诗歌中既大量使用汉民族的典故,又使用了本民族典故。汉民族典故主要来自汉籍的经、史、子、集,西夏民族的典故则来自西夏人所熟知的人、事、物。其用典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别,从与现实的关系可分为肯定性典故和否定性典故;从影响范围可分为整体性典故和局部性典故;从所表达的意义可分为事典和语典。这些典故在使用中具有鲜明特点:旁征博引、化古通今,将典故转变成诗句中的一个词或词组,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典故与对偶句式相结合,使诗歌用典繁密;鲜明的时代性,多以汉籍中的历史人物入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西夏王国渴求明君贤臣、实现政通人和的强烈愿望;目的性强,所有的典故都具有儒家文化的特征,尊崇先王之道是用典故的主要目的。

论清代的宫词创作

清代宫词类乐府高度繁荣发达。清代的宫词创作主要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参与创作的诗人多,一是大型联章体多。约6000首的清代宫词主要由"历代宫词"与"本朝宫词"两大类构成。"历代宫词"的史鉴特质是以古鉴今,讽谕意旨则为"本朝宫词"的重点所在,二者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与性质的最早论述。本文认为,孟子之“诗”,是在指代讽谏劝正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迹熄诗亡”之说实质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周室寝微,政由方伯,公卿列士献诗讽谏制度荡然不存,讽谏劝正之辞不再被陈于王廷并因此走向衰亡;讽谏之诗衰亡了,以微言立大旨、寓损贬之义于其中的《春秋》于是产生了。

南朝城市发展与文学新变

东晋南渡,促进了江南经济发展,江汉流域兴起的城市群落,商业文化气息和消费享乐风气浓厚。城市及商业发展为诗歌提供了新内容,如商人、市民的生活与情感进入了吴歌西曲,恋情及声色成为诗歌的常见题材,文学风气相应趋向绮艳靡丽,为宫体诗的繁荣提供了环境与土壤。声色之美成为诗歌的普遍追求,表现了价值的多元化追求,并开唐五代以后词学兴盛之先河,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

论南朝宫体诗的抒情审美特征

抒情性是南朝宫体诗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这与魏晋以来重情的文化思潮及齐梁文人对情性说的鼓吹相呼应,同时与南朝乐府民歌言情的特点一脉相承。但是,从情感美学的角度对宫体诗中表现的“情”进行剖析,就会发现它存在严重缺陷,导致了宫体诗不能以情动人。

论唐代的献诗

在唐代,献诗大略可分为两种,一种具有讽谏性质,另一种则是歌功颂德之作。有官职的人献诗为依例上奏,无官职的人要投匦上奏。人们热衷于献诗,是因为通过献诗可以得官或得到高名。边将献乐往往选取或截取当时著名诗人的诗作作为歌词,其歌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献诗则是诗人一时之作,歌颂之作较多,文学性往往很差。

佛音缭绕的六朝“宫体”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宫体诗即是在齐梁时出现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其内容多为吟咏女性,风格绮艳,甚至有些色情描写成分。宫体诗的形成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宫体诗的主要作者都深受佛教影响,甚至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从思想文化乃至艺术手法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论梁代宫体诗派发展的历程

参照萧绎《法宝联璧序》等文献,可以发现梁代宫体诗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普通年间至中大通前期为宫体形成期,此时的主力是萧纲的幕僚,中心在萧纲藩府;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六年前后为与京师文风融合期,此时主力是萧纲东宫官员和倾向于宫体的士人,中心在萧纲东宫府;大同六年以后至梁末为盛行期,此时宫体弥漫朝野。每一阶段大约都是十年。这一结论有助于还原梁代中后期文坛原貌,为考定《玉台新咏》编纂时间提供证据。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从文学现象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看宫体诗的迅速发展和变质

梁陈宫体诗之迅速发展期主要在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前后至陈至德元年之前(公元583年)的近60年中,当时社会环境较为安定、诗人众多、年龄结构合理。宫体诗变质于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前后至陈祯明三年(公元589年)的近10年之间。这时,诗体风格单一,曾有建树的诗人徐陵、沈炯、阴铿、张正见、顾野王等人已经谢世,但是,这近10年时间不能代表整个宫体诗的创作风格。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宫体诗研究二题——六世纪诗风流变的一个侧面

宫体诗的界定及其产生原因仍有进一步考量的必要。宫体诗狭义、广义两类界定意见还须再作推敲,对其本义及后世此范畴内涵之变动应予兼顾;武人后裔的文人化与高门士族俗化趋势的胶结与融合等因素是宫体诗产生的诱因之一。

《孟子》札记三则

《孟子》首章"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应遵从传统解释,意为从万中取得一千,从千中取得一百。"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据廖平校订,当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一语,据宋王元泽所见《孟子》古本,当作"尽信书则不如无为书"。

北宋贬谪诗文论略

北宋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诗文家众多。北宋人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诗文,在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与前人(特别是唐代)的有所不同,大多表现出高旷平远、淡泊闲吟、乃至戏谑调侃的特征,实现了对传统贬谪诗文以悲为美、且多表现哀怨愁苦的超越。

论宫体诗的回归

关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说它“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是宫体诗的顶峰;程千帆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中对闻一多将其作为宫体诗这一问题进行了辨证,认为它根本就不是宫体诗。尽管二人对这首诗是否为宫体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的理由其实是一致的,即此诗本身所具有的真情,而真情正是宫体诗转变的一个关键,闻、程二位先生在这一点上对宫体诗的认识可谓殊途而同归。

元和十四年朝廷大事件对白居易忠州诗的影响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八日白居易到达忠州任刺史,在任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诗歌,其主要特点一是记写政事的作品平和简淡,二是以个人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普遍渗透着乐少愁多的诗情。这种情状的出现除个人仕途际遇的原因之外,也与朝廷发生的大事件有很大关系。正是朝廷的大事件与白居易自身的仕宦遭遇共同作用,塑造了白居易忠州时期的诗歌表达形式及情感方向。

钓鱼诗鉴赏二篇

文章列举了若干宫廷钓鱼诗加以鉴赏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