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剧中值得推崇的“她力量”——以《卿卿日常》为例

宫廷剧是我国颇具特色的剧集类型,近年的“她题材”宫廷剧关注女性群像,反映出女性在爱情与事业等方面的不同处境、成长和蜕变。“家和”应是宫廷剧体现的朴素且持久的家国观念与理想,和衷共济应是宫廷剧中值得推崇与守护的“她力量”,也是宫廷剧中女性群像重构与突破的根本方向。

人工智能参与审判对司法领域的影响研究——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例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发展,人工智能也应用到了司法领域中。在庭审过程中,人工智能具有主持庭审过程、记录庭审笔录、进行证据推定、生成裁判文书等功能,并且还可以根据算法直接聚集案件争议的焦点。由此法官无须提前阅卷,避免了法官对案件先入为主,保证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过程。人工智能参与审判也可以推动司法公开和推进司法裁量统一,以促进“同案同判”的实现和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从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促进法律更加公平公正。

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实现路径

检察机关介入破产案件进行监督,是中国破产法律制度实践中逐步生发出来的新现象。部分地方司法机关陆续出台破产案件检察监督规范,在制度设计上进行探索,但实践效果乏善可陈,原因是制度定位不清、规则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展开对实践中检察权能与程序配置的历史考察,厘清破产检察监督的发展演变与价值定位,从权利救济、监督需要和治理回应等三个维度揭示检察监督介入破产案件的正当性与法理根据。应强化破产案件中法律监督者的参与地位,从规则完善与机制优化层面来保证破产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培育城市的海绵细胞--以日本城市“雨庭”为例

近年来,突降性暴雨使得中国城市地表径流和雨水循环出现问题,城市内涝灾害频发,引发了水资源浪费与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海绵城市建设技术的推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以日本城市"雨庭"为例,在运作机理、特征等的基础上详细解读与剖析城市"细部"的雨水浸透绿化措施,突显海绵城市的显微力量,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提出"建设体系、调整思路、高效利用、细化设计、多方参与"5项海绵城市建设建议,期望能够对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起到促进作用。

我国法院职能转型过程中的法理探究

现代法院具有个案纠纷裁判、审判信息抽象化和司法规则创制3项基本职能,基于权力监督制约、公民权利保障、法律统一性、回应型司法等理论,结合矛盾纠纷的现代性与法律规范的固有局限、司法效能的现实困境之间的张力,对法院职能的现代转型进行法理探究,然后着重针对法院职能现代转型面临的主体合法性、司法权属性、民主正当性、司法政治化等论争予以理论释疑,以期更深层次地理解法院职能的现代性问题。

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

最高法院对宏观调控的介入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介入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制度障碍、知识障碍、工具障碍、观念障碍以及成本障碍。最高法院对宏观调控的介入只能是一种被动的消极角色,而且尚必须注重与其他社会系统充分的信息交流和对话,强调司法权的自我约束。

英美两国刑事法官的证据调查权评析

人们长期认为,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法庭上一般是消极、被动地听审,却不能积极调查证据。事实上,英美两国的立法与审判实践却表明:法官可以询问证人、传唤证人出庭,或进行"庭外勘验"。尤其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审判中,法官能更加主动地调查证据。这说明,英美两国的刑事法官并非完全消极、被动,特别是当庭审主体变为一元的职业法官时,他因对案件事实最终负责,而更加具有调查证据的天然冲动。由此可见,中国刑事法官在庭审中无需亦不能塑造成纯粹的仲裁者角色,而应保留适当的且受到法律合理规制的证据调查权。

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

法院是民事纠纷的裁判者 ,裁判权是其最基本的职权 ,然而 ,在围绕着这一职权的行使而展开的一系列程序中 ,又衍生出诸多权利 ,如程序控制权、程序事项裁决权、调查取证权、释明权、事实认定权等。程序控制权和程序事项裁决权是法院控制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止的节奏和方式并对程序争议事项进行裁判的权力 ;调查取证权、释明权和事实认定权作为法院的三大审理权 ,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是有所区别的。笔者认为 ,在我国 ,法院不应通过职权干预调查取证 ;释明权作为一把双刃剑 ,应正确把握和运用 ;而事实认定权的行使 ,则必须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证据规则 。

美国与德国法院体制之比较

美国与德国都是联邦制国家也是奉行宪法至上的国家 ,两国的法院体制都必须适应这一特点。比较两国的法院体制的基本特征 ,分析这些特征产生的原因并进而探讨法院在维护联邦制中的作用。

审判者之辨

对于审委会参与的案件,从合议庭审理,经院庭长监督、审委会决定、合议庭制作裁判文书,再回到院庭长签发,审判权的运行形成了一个复合性圆环。案件审判的多主体参与和主体间的等级关系是造成审判权行政化和审判责任悬置的主要原因。审判权运行的这一圆环模式具有典型性,各类案件审判中的行政化现象都可以由之得到说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应以抽象审判权和具体审判权的区分为基础,以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在解决宪政体制的冲突中发挥了重大的平衡作用。从宪政结构的三个层面即国会与总统的关系、联邦与州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进行考察 ,可以充分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这种司法审查权保障了三重分权 ,维护了宪政结构 ,促进了美国政治及政治形态的发展。

法院“人财物”问题研究——以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为视角

我国之所以出现法院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对法院审判权的不当干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法院的"人财物"管理方式存在制度性缺陷,即法院行政化的人事制度、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的经费保障制度与现代审判权的运行规律存有内在冲突。它"后台"式地消解着法院的独立性,必须建立以符合法官职业特性和审判权运行规律的"人财物"管理制度,这是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基石。

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证明困境及其化解

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存在证明困境,具体表现为当事人收集直接证据困难,包括接警出警记录、妇联证明、医疗记录等为《反家庭暴力法》所列举的证据都很难被法院认可;法院亦未能将职权探知原则积极贯彻;而针对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完全采纳一般侵权案件的证明规则不合理。对此,应采用表见证明理论,通过证明基础事实、利用经验法则来推定家暴事实,并予以相对方提供反证以反驳推定事实的机会。为更好地适用表见证明,应明确规定基础事实,并以指导案例辅助确立经验法则和适用规则,公开法官心证,以解决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证明困境。

反思庭审直播——以司法公开为视角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行和各级法院的积极实践之下,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新路径并受到了广泛关注。无论是从域外经验还是本土实践来看,庭审直播都未成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从法理角度审思,庭审直播与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存在冲突,难以成为司法公开的适当路径。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准确把握司法公开的本质含义、价值界限的基础上,探寻一条更加合适、有效的司法公开实现路径。司法公开的价值不应挤压、侵入其他价值范畴。司法公开不得影响法官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不得过分暴露当事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司法公开的根本宗旨,是在有限时空条件下针对特定主体的公开。司法公开主要应当以一种即时化、概括化、静态化的形式实现。将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普遍形式存在潜在风险,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误区。其法理上也背离了司法公开的经典定义,可能影响审判公正和独立,不宜作为改革的目标而推广,只能作为例外的情形。

我国司法科层制的建构路径及其背景透视

科层制是一种组织建构和运作的经典形态,其工具理性自近代以来广受认可和推行。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叠加,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在法院内部引入了科层制,其建构路径是:在忽视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与一般行政机关区别的前提下,将原本只能应用于行政组织的科层制扩张适用,使其由行政机关渗透进司法机关组织体系的建构中,进而在法院内部由行政管理组织扩张至审判组织;改革开放后,科层制及其运作逻辑在司法中的存在样态又得到强化,导致目前广受批评的司法行政化现象。

涉外刑事庭审语境与口译员角色困境

在中国大陆刑事庭审的语境中,法官(尤其是审判长)是掌握最多话语权的人。在涉外刑事庭审语境下,口译员参与了法官对庭审的控制,话语权力分配结构发生了变化,客观上存在与法官分权的现象。文章通过对中国大陆涉外刑事庭审语境下口译员分权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分析其角色对庭审语境物理、社交和心理世界的影响,探讨其角色定位的历史和体制的樊篱,揭示法庭口译员所客观面临的语言、法律和道德困境。

中国式“能动司法”的诠释与分析

能动司法是一种现代司法概念,其内涵是司法权以何种方式运行。我国司法能动的具体实践与域外司法相比较,存在一定的共通性与明显的差异性。司法权是否能动以及如何能动,存在着不同国情与国情赋予条件的问题。能动司法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与功能设定,它是针对特定司法事项或者领域提出的口号,不等于否定司法克制的价值,否则必然模糊司法与立法、行政不同的权力属性。我国司法机关提出“能动司法”的口号并加以贯彻落实,这是对自身履行职能方式重新认识的结果,也是国家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司法机关需要从本国司法自我塑造的构想及国情提供的实际条件出发,选择设定积极、主动的司法权运行方式,掌握好司法积极作为的目标和界限,以求取得司法能动的预期功效,满足国家与社会发展对于司法权的最新要求。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权力解析

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权力配置可分为法定意义上的权力配置和实践意义上的权力配置。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权力结构的最初型态表现为:自治权力、准许权和责令权、认定权、证据调取决定权、委托权和纠正权。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的权力结构要素是: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证据,证据权力的运用,行政诉讼当事人和证据事项。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权力表明:行政诉讼构造模式仍以职权主义为主导,人民法院是以平衡和调节当事人在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能力和机会来实现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目的的。

论法院在我国环保事业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行政失效和司法失效是导致当前中国"行动中的环境法"脱离"文本中的环境法"的两个主要原因。目前法院在我国环保事业中扮演着有限的角色。有限、脱节甚或矛盾的法律文本也限制着法院的作用。在环境司法中确认和拓展公民及其团体的权利,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可能是发挥法院在我国环保事业中的应有作用的可行路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